五则读书笔记
本帖最后由 淘来淘去 于 2016-5-29 15:42 编辑 <br /><br />魂灭后的一种转向抉择（读书笔记No.58）58. 19世纪末，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写过一本很有名的论中国文化的书，书名叫《中国变色龙》。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想到了朱大可在澳大利亚见到的那条世界“第一”长龙。
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墨尔本以南的淘金小城班迪戈，竟然有一条号称世界第一布质长龙。它不动声色地盘踞在‘金龙博物馆’的大厅里，由一把大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它的长度被隐瞒起来，以便能够随着各种新的世界记录而不断变长，并永久保持其‘第一’的称号。我只能从门的缝隙中约略窥到它的法相。”
由班迪戈的长龙，我自然想到中国人最喜爱的大型活动——舞龙。“民族的容貌闪现在这些神物夸张的面具上”，龙在上面翻腾、盘旋、飞舞、欢跃，人在下面呼哧、出汗、流唾、喘息。这无疑是一幅生动、准确，且颇具明喻性的画面。
我认为，无论是班迪戈的长龙，还是中国人的舞龙，它们都是一种说明与象征。前者关于藏匿与作弊，后者涉及显隐与主从。实际上，中国的秘密一直都有明确的物证与提示，它们就一直存在在那些“伟大”的物像与“伟大”的仪式里，分分明明地一直就存在在那里。不管这些物像与仪式被称作龙虎、书法、花鸟，抑或玄宗、美食与革命，它们无一不象征着一种思想自宫后的精神的毁废，是自我魂灭后的一种反向抉择——走向一条集体作弊的道路。 走向一条集体作弊的道路——政治上横，文化上蒙，生活上混，物质上痴。此可简称为新八字：政横、文蒙、生混、物痴。这就是物国政经与人文生活的全生态。 限制一样,结果却不同(读书笔记No.69) 69. 美国学人、《思维版图》的作者理查德.尼斯贝特说：“把欧洲的自由追求和科学进步局限于物质因素似乎是错误的。早在15世纪之前，这些观念与心态就植根于欧洲人的思想中了。马丁.路德发表了95篇论文反对教会滥用职权和残暴专横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他容易逃脱，而是因为欧洲的历史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人物——他们认为个体是与比较大的群体相分离的，人应该进行自由的思考。伽利略和牛顿作出了重大发现，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限制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求知欲和严谨的思维习惯。”
试想看，哪里又没有限制与禁令呢？即使美利坚共和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也颁布了关于印书的明文规定：除《圣经》之外，任何社团与个人印书都要得到政府的特许。但美国西部的开拓者们就是不一样，当他们集伙或只身前往西部创业时，除了带上少量的资金和劳动的工具外，他们也同时带去了打字机和印刷机。刚到那些沙漠荒野，连吃住的问题都没有安顿好，更遑论其他基础配套设施了。但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那些拓荒者们最开始去忙乎的也仍然是办报、出刊的事宜。看来不管条件如何，他们也要去张罗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好这一口，因为他们把这些事情看作是他们生命中、生活中的必需。相比动物国，这恰成一种反照。在我们这儿，不管人们有再好的条件、再多的资金，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办什么报，创什么刊。因为我们从本质上说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嗜好，没有任何精神、灵性方面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动物国的人民不贪精神的杯，不好思想的口；二是历代权势者们总是禁止人们去精神与思想，等于是给人民做了精神与思想的绝育手术，大脑被阉割了。结果，动物国就成了只能复制生物人，只能制造有限物用商品的生产之国，而不是一个能够孕育精神人，能够提供精神产品与精神消费的思想之国。
坏人坏事的思想武器（读书笔记No.38） 38.
瓦尔特.本雅明在给索伦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势力的手中扳出来的一个胜利。”这句话让被疾病击倒、躺在病床上的阿伦.布鲁姆激动不已。我在想，要是动物国的人读到这句话，肯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定会在心里嘲笑本雅明，讥讽他是个神经病。因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东西值得去托付。他们不相信有什么黑暗的势力，更不相信有什么胜利存在的说法。说来也奇怪，他们也许什么都会去怀疑，但就是不会去怀疑他们自己，尤其不会去怀疑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被扭曲了的现实；他们也许会对什么都嗤之以鼻，但就是不会对他们那种已经变了态的生活抱以哪怕是一点点的轻蔑。因为他们自封为相对主义者、调侃主义者、扯平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实际上是妄自尊大者，是真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枉活者、骗活者和陪活者，是反衬别人生活的一种背景性材料。
《巨人与侏儒》的作者阿伦.布鲁姆说：“每个时代总是密谋使自己的思维方式显得是惟一的或合理的，而我们时代最不愿意抵制这种自证正确的方式。……基于历史的观察我们应该知道，被每个时代当作最伟大美德的东西其实常常是其时代最大的诱惑、邪恶或危险——比如古罗马的男性气质、西班牙的虔诚、不列颠的阶级、德意志的本真。我们必须学会把手术刀放在我们的美德上。相对主义可能是真理，但既然你生来就依赖它，那就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不是说为了美好的道德或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你的自由和你自己的清醒。”只要不想让人世的状况从里子里变好，只要坚持认为一时的既成事实就是人类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坚信生命的时间是一段的，生活的空间是一层的，那人们肯定就会拿相对主义，尤其是文化与价值的相对主义来说事。殊不知相对主义不仅是庸俗的，而且是邪恶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坏人坏事最具杀伤力的思想武器，是庸人懒人稀里糊涂的自辩词。为啥子是民族主义？（读书笔记No.20）
20.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我的意见是只有与盛行的准则争辩才是真正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原因在于宰制的准则现今与民族密切相关（因其上承民族之令），而民族一向惟我独尊，一向处于权威的地位，而不是吴尔夫和本雅明两人所说的那种知识的探究和重新检讨。”尽管萨义德在这儿谈的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但这段话却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事至今日，惟我独尊的并不是某一个民族，处于权威地位的也不是某一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而是某一民族的当政者、得利者和强势集团，是某一民族的一小部分人。
实际上严格说来，这一小部分人是完全没有资格去代民族之言，表民族之心，行民族之义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是国家权力的垄断者，民族利益的掠夺者，现实政治的主刀者。如果说在过去民族主义曾一度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一面旗帜、一种感召、一种信念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它多半已肯定是一种道具、一场骗局、一个幌子，是统治者手中经常打的一张王牌，经常玩的一种花招。且不说当今世界只有肾虚民族在高喊民族主义这一不争的事实，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究竟是哪种性质的国家，哪种性质的民族，哪种性质的政权在鼓吹与聒噪所谓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呢？那不是清一色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专制独裁的政权么？那不明摆着的就是塔利班、萨达姆、内贾德、阿明、卡扎菲、卡斯特罗、金正日之流么？因为在这些地方，民族的精神进化是歧义扭曲的，现代国家发育的形态仍处于名词套用、形式模仿的阶段，再加上这些地方的政权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暴力来获取的（不管以何种名义与说辞），离真正的民主、民意、民选、民投甚是遥远，甚至相背，所以，其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是经不起推敲的。由于人权、人道、民意、公决、多元、相互制衡等这些东西直逼的是民主要义，是政权合法性的基本考量，他们自然就不敢提这板书，那么剩下的，他们唯一可用、可打的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张牌。
尽管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大而空洞，玄而不实，但使用起来却有明显的短效性和现实的蒙混性。更何况这是他们证明其政权合法性的唯一口实，是他们唯一能顺手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所以黔驴技穷，非它莫属。我发现，愈是专制的政权，愈是恶毒的暴君，愈爱打民族主义的扑克，愈爱玩爱国主义的魔术，这几乎是他们的专利与绝活。我在想，要是哪一天，我们把爱国主义的本质真正给弄清楚了，把民族主义的幌子给扯破了，那专制主义的闹剧究竟还能怎么个玩法？又怎么能够玩得下去？ 民族主义为何？（读书笔记No.21）
21.
我的朋友陆蜉在《民族主义的本质》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件别人为他们订做的不得不穿、只好披上的遮羞、盖丑外衣，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外衣可穿，因为他们不穿，就会一丝不挂，暴露其丑陋的裸体和不愿昭彰于世人的灵魂空虚与空洞的秘密。”
他说：“实际上，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国家信仰和民族诉求，不是民众集体感情的一种由衷的抒发与内在的表达，而是国家调动其所有的媒体资源进行误导与强加的一种结果。它们与人的感情、信仰之事毫不沾边，是别人挖的坑，编的套，扯的谎，布的局，是专制社会精心策划的一场声势浩大、颇费功力的国家阴谋，一个超出了人们有限视阈的巨大骗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专制社会的一场及时雨，一盆雪中炭，一粒定心丸，一副壮阳药。它们的功能对它来说（仅仅对它来说）才是自恰而受用的，甚至有效用剩余的额外之喜。它们既可以作裹尸巾、遮羞布，又可以作填充剂、替代物。当然，更可以用作统治者政权的法理依据和执政的合法基础。对民众，它是画饼，是没有思想可以代替思想的精神兴奋剂；对权势，它是国族大义，是天地豪气。对民众，它是万本一利，对权势，它是一本万利。事实上，这是一桩只对权势有无数多好处而对民众毫无裨益的买卖与交易。是的，从字面上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鼓吹肯定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利和民族的益（这一点无疑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了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道义基础与道德优势），但这只有在当统治者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和代理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如果统治者成了国家的霸占者与要挟者，如果统治者仅仅是利用了民众的愚蠢“优势”与懵懂潜力来说事，来做局，那这种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经实利就只会落到权势者的头上，掉进权势者的腰包。权势者是实际利益的获得者，而民众却是把迷魂汤当营养液来喝的受骗者。”
陆蜉还说：“为什么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民众有时候会主动接受这种明显是魔杖的民族主义聒噪呢？原因是专制制度事先对民众做了手脚，它用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一种无形的方式把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阉割了，抽空了，整虚了，使个体的人成了一个个空洞的符号，一种零向度的存在，也就是只具有人的外形，而没有人的内质。如果这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我相信每一个稍具主观意识、正常感知的人都无法去承认和面对这一事实。因为谁会有那么大的胆量与气魄能自恃于这种空洞与零向而腿不软，心不虚呢？于是就要寻得补偿与平衡，以期为空不忍思、薄不如纸的人生找到哪怕是暂时的或自欺的理由与根据。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刚好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现存的理由与根据。于是，愈益缩小了的软弱个体就愈益需要一个不断放大了的刚性外壳，以致达到一种病态而邪恶的对称。而这个外壳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心的人只有依附于这个外壳，只有被装入这个外壳，他才能获得一种所谓做人的资格和认证，才能找到一点做人的感觉与塌实。否则，他就会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只能是一种虚无，一个飘忽不定的幽魂。所以，他必须要寻求一种外壳的庇护。这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所以会在专制国家每每得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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