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义时代及其恐怖
本帖最后由 淘来淘去 于 2016-5-29 15:42 编辑 <br /><br />生活中的许多日常事例，你不去深究，不去细想它们，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显示其恐怖性的内涵的，因为它们天天存在如斯，早已让人觉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觉得它更为恐怖。
也许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事物的恐怖恐怖得来好像一点都不恐怖更为恐怖的了。即是说，当恐怖全面化、整体化、系统化后，当恐怖成为一种生活的“正常状态”、“日常事实”，并让人见惯不惊时，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种恐怖的经常性、无处不在性和彻底隐蔽性更为恐怖的呢？确实没有。
另外，还有一种恐怖比较恐怖，即事物方方面面的存在和表现无疑含有一种绝对恐怖的内在基核（比如先验的唯物和潜在的无神），但却包裹着一层绝对不恐怖，甚至有几分祥和诱人的外围虚光。此时的恐怖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或者说，恐怖始终披着一层不恐怖的外衣。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恐怖。我们认为看不见的恐怖比看得见的恐怖更恐怖。
在现代社会中，那些传统上通常被人们视为恐怖的事物（比如黑夜、阴影、怪音、鬼神、异形、奇象等）实际上是不恐怖的。真正的恐怖反倒是那些表面上并不显得有什么恐怖的温和事与吉祥物（比如那些欢歌，那些口号、标牌，那些礼仪和谦逊）。也许，我们遭遇的并不是一个可以去轻易定义的时代。它既不是传统的、封建的，也不是现代的，更不是什么后现代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传统与封建，它的“反动性”单义，具有一种清晰可辨的性质，因为现代和后现代，其多元的含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惟有我们的现代才充满了一种恐怖的性质，因为它既不是单义清晰也不是多元含混，而是一种颠倒。而颠倒才是最恐怖的。也许我们遭遇的是一个标准反义的时代。此处的反义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反语义，一是反正义。前者属语言学范畴，后者属政治学范围。
要想对现代社会的反义颠倒性作更好的理解，我们以为以下三本书是最好的参考材料：（1）奥威尔的《1984》，（2）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3）斯蒂芬的《反义社会的奥秘》。因为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的反义性和颠倒性作了最精彩的描述和分析。尤其对现代社会其“理想罪”所包含的那种极端的恐怖性进行了最深刻的揭示。在我们看来，这三本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政论，而是让我们能够准确地认识现代社会其反动性理应去精读的教科书。
在一个反义的时代，显然有一件事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生活的恐怖性已全然不由那些传统的恐怖性词汇来指称了，如奴役、剥夺、控制、囚禁、残酷、强暴、凶恶等。在生活真正充满恐怖的地方，这些恶性的贬义词像变戏法一样不出现，不在场，好像消形匿迹了。相反，这种恐怖性是由那些最美好的形容词和极华丽的辞藻来借代，来反喻的。在反义的时代，生活的恐怖性往往不显示在恶的语词上，而是由那些诸如“理想”、“道义”、“革命”、“进步”、“历史使命”、“人民”、“党”、“爱国主义”等光鲜闪亮的言辞来表达的。所以，在一个反义的时代，人们需要去警惕的并不是那些所谓异端的思想、颓废的情绪，而是那些自诩为“革命”与“进步”的盛大叙事和宏伟言说。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叙事与言说中，实际上才包含着一种最极端的恐怖性与反动。
于是，我们在反义的时代里，也只能在反义的时代里才会看到一种反差如此强烈与极端的存在景观：欢迎即拒绝，热情即冷漠，开放即禁锢，自由即奴役，进步即保守，革命即反革命，文化即反文化，以致让生活异变为这样一种窘迫、无奈与尴尬，你要表述存在的真理，必得用“谬误”的言辞；你要抒发革命的情怀，必得用“反动”的手段；你要进行正常的生活，同样也得用标准的反生活的策略。因为一切都是反义的，所以当你真正想要去理解、表达和阐述点什么的时候，你也必得作一种反义的还原，把一切给反义过去。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名，言说才能符实。在言说的语言与存在的事物之间才能找到一种契合，一种匹配和一种对应。正如当代学者刘大可所说，如果针对一个反义的时代，我们不作再反义之处理的话，那存在的一切就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生活之悲和人心之罪就是惨绝人寰的。因为反义时代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用人间最好的言说来“完美”地掩盖世界上最坏的存在。他认为，反义时代的唯一伟大“功绩”，仅仅在于它完成了一项人类有史以来也许是最具悲剧色彩的浩瀚工程，即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了人类的语言与生活的世界之彻底的脱节。只有在反义时代，语言就是语言，世界就是世界，这是两个不相干系的独存阈域。只有在反义时代，语言才第一次完成了它毫无节制的放浪。此时的语言已不承担任何道义上的风险，它“理直气壮”、颐指气使地抛弃、冷落和疏远着这个真实的世界而自成为一个虚拟的王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一个巨大无形的假象终得以圆满地完成。仿佛生活的至善和存在的至尊只有在语言、文本、讲话、社论、口号与标语中才能得到表现和表达。即只有语言才能以一种世界之最的顶级方式揭示出现实世界的血肉真情。在反义时代，世间的光明、正义与人道仅仅存在于语言中，仅仅存在于由语言的玄光所幻化出的一种迷人的氛围中，而现实却像一个无人看管的“孩子”，人们听任其贫乏、羸弱和堕落。于是，我们只有在反义时代才能目睹这一人间奇观：语言始终在天国明快地飞，现实总是往地狱阴暗地沉。在反义时代，语言已不再可能成为一种表达生活的有效手段，而演变成一种侮辱生活的强暴工具。
在反义时代，生活的恐怖更多不是显示在社会法则的整体政制中（因为作为整体政制的层面已经完成了一种更为整体的锁定，这情形就像天空布满了一朵整体的大云时，人们往往不会认为天空中有云，反倒会误以为天空无云，万里晴空），而是显示在日常事件的具体细节中。反义时代的恐怖借助于无数现代化的材料、手段、途径和技术（比如电视、广播、书刊、会议和话语的绝对垄断权），已经赋予恐怖一种温和柔顺的色彩。此时的恐怖已经不具昔日那种刀切斧砍的硕痕，也不带有任何突兀、粗糙、刺眼的轮廓。它们具有一种绝对虚伪性的隐蔽形式。此时，恐怖成为一种杀戮与宰割生命的软刀子，是一剂使大脑呆滞、让精神临时镇痛的麻药。现代的恐怖恰好不在恐怖之处，相反，它正好存在于那些不见恐怖，恐怖不显的地方。惟由此，现代的恐怖比传统的恐怖更显得凶险、残酷和罪性十足。
面对着反义时代的招数，我们需要的不是听而顺从，而是看而思索。这样，我们就能在诸多日常的事物中，洞见其恐怖的隐蔽内涵。比如关于“印刷品”的定义，关于大法轮对小法轮，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神话，关于“民族主义”的聒噪，还有关于“信仰自由”的诠释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给我们的甜蜜实际上是苦涩；他们许诺给我们的幸福实际上是痛楚；他们所标榜的开放，实际上永远禁锢的色彩更重。
面对着一个反义的时代，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应去再反义一次，弄清事物的真象，以免我们不知不觉成为生活假象与欺骗的牺牲品和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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