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战略转型和市场选择

飞宇发表于 2005-9-22 21:02:00

对于战略问题的判断，从“十六大”到十六届四中全会，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方面叫做未来的 20年是我们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第二个方面是十六届四中全会认为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同时也是关键时期的重要关口。什么是关键时期？为什么又要说是重要关口？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围绕这些问题，我想讲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人口规模看社会变迁；二是城市化率中的城市化进程；三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的城市战略；四是为什么选择房地产做为国家战略；五是对房地产市场空间的初步判断。 一、从人口规模看社会变迁 2004年10月23号，在上海召开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公布了一组关于我国人口现状的数据。把这一组数据概括起来，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将先后迎来五大人口高峰，面临五种社会压力。 （一）人口总量增长高峰 截止 2003年底，我国人口为129600万。按照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总量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期将达到高峰，大概要14.6亿。未来20年内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将在1000万左右。“低增长率与高增长量”并存是我国人口的基本现实。在这个高增长量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人口结构极不合理。无论是129600万，还是将来人口高峰值，我国人口结构主要表现为少数的富人和多数的穷人的结构。人口社会分层理论称其为两极化的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200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并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继续上升，远远超过了联合国0.3—0.4这个标准。这样一个人口结构意味着两极分化，其直接后果就是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从社会结构来讲，庞大的中间的阶层（国外叫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和重要保障。只有当中产阶级的数量很大，社会结构才是最稳定的。 第一， 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 第二， 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 第三， 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比较小，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体。我国现在究竟有多少中等收入阶层，很难准确统计出来，因为统计的标准和口径都不太一样。有专家认为，中产阶级是拥有稳定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所以我们国家的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大概在 3个亿左右，而国外的媒体认为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大概是2～3亿。最近有专家测算，在未来5年，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到中产阶级消费群。即使如此，按照我们现有的人口来计算，这个人数也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则占总人口的80%左右。 相反，我们现有的 129600万人口中间弱势群体比例很大。比如，目前我们有残疾人6000万，地方病人6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2900万，失地、失业、失去生活保障的农民5000-8000万，下岗、失业人员估计3000多万，如果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估计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数量大概在3亿左右。这个人群是社会最底层。因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缺失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劳动年龄的高峰。 到 2020年，中国15～64岁适龄劳动力将达到9.4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5%。这65%的劳动力为未来中国的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三）老龄人口的高峰 到 2020年，老年人将从现在的7%上升到11.8%。预计峰值到来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将占到总人口的23%。如果按照2020年14.6亿人口计算，23%就是3.3亿，占总人口1/5的老年人，无疑为社会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四）流动人口的高峰 在 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的速度仍以1%的速度增快。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城市之间的相互流动，为城市管理，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乃至城市的公共安全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五）艾滋病蔓延和爆发的高峰 2003年，国家发布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84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8万人。正处于艾滋病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一个临界点上，如果现在我们不及时采取非常有效的措

自由卫子 发表于 2005-9-25 22:34:00

城市化进程中的战略转型和市场选择

13亿人口,注定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与其它国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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