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理性对待高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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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这里既有高考本身“法久终弊”的原因，也有改革受到各方面制约，难有所谓“大突破”而使社会产生焦虑的因素，更因为有些人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简单地全部归因于高考，以为只要改革高考，其他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从而对高考改革期望值过高所致。

　　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高考研究课题”）启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及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以十几年积累的成果和雄厚的研究实力，在竞争中中标。这一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说：“高考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目前社会上的各种看法多执其一端。高考改革如果不通盘考虑，极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有的省高考科目五年中改了4次，给中学教学带来不小的影响，吃亏的主要是家长和学生。因此高考研究者和决策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因难度大而裹足不前，也不能迫于舆论压力盲目地为改革而改革。”

　　                                      改革高考能“减负”吗
　　“让学生不堪重负”是社会对高考谴责最甚的问题之一。原以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缓解，学生负担也会随之减轻。然而这两年一些省市的高考升学率已超过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80％，结果是对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竞争代替了升学竞争，重学历变成了重“学校历”，学生负担沉重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减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点。有关部门提出并实验过多种方案。高考研究课题组的任务之一，就是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进行辨析，为决策者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提供参考。

　　办法一：减少考试科目，缩小考生备考范围。1994年，高考从7科减到5科，但问题随之出现：未列入文科高考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未列入理科高考的地理、历史、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备受冷落，导致学生基础知识残缺不全。几经改良，变成现在绝大部分省市采用的3（数、语、外）+X（文综或理综）。

　　但是此举对减负有用吗？持反对意见的刘海峰打了个比方：就像参加万米长跑的运动员与参加七项全能的运动员在训练强度上不会有大的区别一样，只要高考是选拔淘汰性的考试，无论你考7科还是考3科，学校都会让学生训练到极限。

　　事实证明，减少科目不能给学生减负。

　　办法二：降低考试难度。考试难度由谁决定？前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说：“由全体考生的水平决定。”作为选拔淘汰性的高考，必须有“区分度”。随着中学教育水平的提高，考生水平随之提高，试卷的绝对难度必然水涨船高。于是学校更加努力，让学生加班加点提高应试能力，但应试能力的提高又会使考卷难度更高。2001年北京考题难度略有下降，结果清华录取线立刻从前一年的600分升到625分。致使不少估分能达到600分而报了清华的学生落榜。难度低了，考试分数就会“水涨船高”。这样循环的结果，考生负担怎么可能减下来呢？

　　办法三：增加考试次数。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指出：如果大家都想多考几次取最高分，在高校招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结果仍是“水涨船高”。

　　办法四：将“会考”成绩纳入高考。作为高中毕业考试的会考属于水平考试，内容相对容易。由会考来完成检验中学教学水平的测试，高考就可以少考几科。但如果把会考成绩纳入高考范围，就要考虑“区分度”，难度必然加大，会考也就变成了又一次高考，这岂不与减负的初衷背道而驰？更何况减少几科并不能减负。

　　那么高考改革有没有可能使学生减负呢？刘海峰说：“只要我们认识到高考竞争的实质是社会各行各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浓缩，是未来不同的人生际遇竞争的浓缩，就不会指望仅靠高考改革来解决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

　　                                     高考是素质教育的障碍吗
　　多年来，只要一提素质教育，高考就成了万炮齐轰的靶子：有了高考才有片面追求升学率，有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才有应试教育，所以素质教育开展不起来根源就在高考！

　　刘海峰在论及高考与素质教育关系时多次谈到：高考至少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还能磨炼意志、培养合作精神及知恩图报等方面的品德。

　　为什么高考既可以促人成长，又可以使人扭曲？哪些是它本身的局限，哪些是“代人受过”？弄清这些问题，是高考改革的前提。

　　杨学为指出：“为了应考，许多中学把本来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过程，通过题海战术让学生反复练习牢牢记住，结果被异化成死记硬背的过程，这是学生能力差的重要原因。”可学校说这叫熟能生巧，考试时间有限，多做才能快速反应。结果，学生变成了做题机器。

　　“高考导致片面应试”几乎成了不争的定论，但国家总督学柳斌却说：“如果劳动人事制度以文凭为本，教育就以考试为本，师生就以应试为本。”是谁让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为应付高考卖命？表面看是高考！那高考又为了什么？为了文凭，为了借助文凭在未来的社会竞争和利益分配中获得有利地位。所以只怨高考干扰了素质教育实在是忽视了高考竞争的实质，让高考“代人受过”！

　　应该说劳动人事部门以文凭取人比起以权、钱、关系取人是体现了社会公平。对个人而言，希望通过竞争获得有利地位总比通过“后门”获得机会来得高尚。问题在于：一是要有度，如果以牺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为代价，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二是有必要弄清个人利益是否应是这种竞争的唯一目的。当年参加高考的老三届们走向考场的口号是“努力拼搏，振兴中华！”何等豪迈！与今天很多考生上考场如上刑场、战战兢兢、怯懦茫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在那一代考生心中，改变个人命运和改变国家命运是一个整体。有了这种胸怀，他们才有可能在考试的胜败得失面前洒脱、淡定，平时学习中的苦和乐都能成为素质教育的载体。






　　高考研究课题组的覃红霞博士认为：其实，素质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高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合作、互有交叉、辩证统一的。近几年高考在内容方面推行3+X，作文题目多种多样，外语增加听力考试，在一些试题中加入了研究性学习的因素，都是在为提高“考能力”而作出的改革；而在复习和应试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在积累经验。



　　可以肯定，高考改革在促进素质教育方面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但我们不应忘记北师大著名教授王策三的话：“考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既要积极改革，又不要理想化。”



　　                                    录取线相差一百多分的背后
　　“同一张考卷不同录取线，有如田径场上的选手们起跑线相同终点却因人而设，其结果是跑得快的可能被淘汰，跑得慢的反而拿奖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考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郑若玲副教授作出这个精彩的比喻之后，又用她的研究揭示出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到底原因何在，为何呼吁多年仍不能实现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的改革？



　　她的分析是：如果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那么京、津、沪等大城市很可能出现生源名额被几个高考大省瓜分，而本地生源寥寥无几的局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落差又必然使外省生源毕业后滞留在这些发达城市，给这些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还会造成一些边远落后省区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零录取率，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有记录。



　　郑若玲认为：在各种因素中，高校的布局对分数线的影响最直接，因为高校出于向地方政府争取经费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往往向学校所在地倾斜。于是，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的大城市分得的招生指标就多，而这些地方的考生却少于其他省区。人少机会多，录取分数线自然就低。



　　高考研究课题组认为：考试公平是原则，区域公平是政策。前者能在考生中合理分配机会，后者是为了各地区在教育资源、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相对均衡，是为了政治、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两种公平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寻求相对平衡。



　　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认为：治本的办法，还是要提升西部基础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多渠道办学调整高校布局。



　　                                       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单独招生的历史特别令人向往：学生可以分别报考几所大学，被录取后自己决定上哪一所。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吴晗等文史方面特优生的故事，更是在教育史上被传为佳话。



　　从1952年起，全国统一高考就成了大学招生考试的主要形式。



　　由于统一高考的优点和缺陷均出在一个“统”字上，于是便有了坚持统一高考与恢复高校单独招考之争，简称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实现统一高考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需要。试想，让几百万考生坐着火车全国到处跑，将带来多少社会问题？而面试的成本之高又使得在全国多设考点的设想困难重重。所以某重点大学一位教授“高考自主招生与教育资源、经济基础及政治体制并无关系，只与高校是否拥有办学自主权有关”的偏激说法备受质疑。



　　但是高考统一性的弊端也确实不容忽视：“千校一卷”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难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考生进行选择，也难以考出不同考生多样性的发展潜能。即使改为分省出题（迄今全国已有18个省份自主命题）也仍然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统一高考的弊端。为此，反对统一高考的人呼吁：把出卷权、阅卷权、录取权还给高校！连招生都没自主权，何谈办出特色！更有学者提出：统一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学校单独考试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进而提出废除统一高考。



　　但是高考长期“大一统”的危机还不止于此，高考改革课题组的学者们意识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考生将来自各种年龄段和各行各业，高考若不与时俱进，“统一”的优点则可能逆转为其生命力的扼杀者。“兼顾统一与多样”应是高考改革的主旋律。



　　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高考研究课题组总顾问潘懋元教授在描述为这种理论设计的两种新的考试模式时说：“第一种是分类考试。现在的高等教育有研究型、专业型和职业型三种基本类型，因此至少可以按这几种类型用不同的考卷分别进行考试；第二种是统考加单考。即第一次考试为进大学的资格准入考试，用统考方式。通过者到所报考高校参加第二次考试。这样既能发挥统一高考的规模效益，也能兼顾各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办学特色，但第二种模式尚需克服很多困难。”



　　                                   改革成本不可不付，不可不慎
　　不少研究高考改革的学者都谈到改革成本问题，不少人认为：高考改革中出现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成本。这种成本应该怎么个付法？



　　请看郑若玲在相关研究中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几项高考改革的一段回顾：



　　招收委培生和自费生，本是有助于解决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产销不对路”的良策。但因收费和降分挂钩，“权力干预”、“分不够钱来凑”等不正之风乘虚而入，严重破坏了高考招生的声誉；同一时期开始实行的保送生制度，本意是为了弥补高考笔试的不足，创造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然而人为因素的干扰很快使其异化为“推良不推优”，“送官不送民（指出身）”。



　　还有为扩大高校自主权而增加投档比例的改革（即录取100名，可投档120名，供高校选择），却造成了招生期间条子满天飞的“奇观”……



　　高考研究课题组认为：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诚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腐败几乎与高考改革如影随形。被认为最有利于素质教育的“高考成绩+推荐信+中学平时成绩和其他表现”的美国高考模式为何不能在中国推广？这是不少人追问、谴责高考的重要原因。的确，我们不能等有一天诚信机制健全了再来搞高考改革，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同步互动的。但高考改革涉及面之广、对大众的利益牵扯之深，非同一般。正如杨学为所说，“它的本质远远超出教育，是国家对结束了基础教育最高阶段的青年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分流”；“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相当于‘白领俱乐部’的‘入场券’”。对于这样的竞争，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公平！因此，高考腐败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敏感的，如果改革措施不慎引起大面积的高考腐败，对社会安定将产生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既要公平，又要吸取科举“求才之法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致使考试越来越呆板、僵化，最终被终止的教训，就要兼顾“选才”和“防奸”。类似的矛盾在高考改革中还有很多，为此刘海峰曾用系列文章专门论述高考改革中的八个“两难问题”。他认为：各种“两难”的实质其实只有两个，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矛盾。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只能兼顾各方利益，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找到可操作的平衡点，循序渐进、积极试点、科学论证、慎重推广，才是理性对待高考改革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