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第一城”背后的生民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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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由于当地煤焦企业大量排放烟尘颗粒及化学物质造成严重污染，被称作“中国污染第一城”。今年10月，临汾作为中国惟一的高污染城市代表被美国一研究机构列入2006世界10大污染地区。“宁可被毒死，也不要饿死”成为某些官员为官之道。二十多年前，临汾曾因环境优美被国家相关部门评为“花果城”。

    “如果你怨恨一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一位临汾的永久的公民吧！为什么？为了处罚！”审读临汾，国际环境研究机构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发出如此幽幽之叹。幽叹的背后，让人读出悲凉，让人备感疼痛。曾几何时，“此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晨钟暮鼓哀怨不绝，如响鼓重锤久扣人心。“伤城”临汾之殇，殇在哪里？殇在重发展、轻环保。“宁可被毒死，也不要饿死”，这种表态让人冷入骨髓，听起来何其冠冕堂皇，实则狭隘地将发展与环保对立化。

    如今，临汾人没有被饿死，却面临毒死之忧。支气管炎、肺炎、肺癌高发，“癌症村”、“跛子村”恶名远扬，偏瘫、心血管疾病如鬼魂附体。“此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指陈绝非危言耸听！

    临汾人何去何从？临汾成了外迁之城。日前，《凤凰周刊》在《中国污染之都临汾》的专题中指出，“临汾城的富人较早在上海、北京置了房产，逃避污浊不堪的空气”，“这个城市的平均群体开始继富人之后的新一轮出走，一部分人的迁移很容易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事情的吊诡和凄凉之处正在于此，想迁走并且能迁移成功的想必是那些家道殷实者。悲剧总是相似，路径总有雷同，山西煤炭大县灵石县也是一个“已不适合人生存了”的地方，癌病高发，那些赚得盆满钵溢的矿主们远走高飞了，一些通过GDP蹿升的官员也获益了，留下的却是愁苦、孱弱和贫穷的“矿区难民”和满目疮痍的环境。

    没有人比临汾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危，但他们却是无力的，也是无奈的。据《凤凰周刊》报道，当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民众不愿让污染严重市的市长留任，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参与调查的九成政府官员却愿意让污染问题严重的市长留任。如此大相径庭，传递的信号颇富讽刺和悲怆意味。在这之前，山西省环保局的一项问卷调查已经给出答案，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

    更值得咀嚼的是，2003年，临汾被列入国家环保总局重点监测城市，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称，“谁摘不掉污染的黑帽，就摘他头顶上的‘乌纱帽’。”但从2003年到2005年，临汾连续三年名列中国内地严重城市污染前三名，今年又入选2006世界10大污染地区。三番五次地令行禁不止，我们却看到鲜有官员丢掉乌纱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感叹，中国的环保和其他国家不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和制度问题的复杂混合体。想必这是由衷之叹。但又能如何？

    不容回避的是，面临环境困境，没有谁愿意“坐以待毙”，临汾人自然不例外。环保冲突一定程度成为危险信号，污染引起的系列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新华社曾报道了官民环保冲突的例子。某地制药企业因大肆排污，造成了庄稼减产，激起了农民的愤怒，最后发展为一场冲突。这显然不是孤例。数字显示，群众的环境投诉和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上升。

    生态环境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官员付出代价；经济发展给官员带来了机遇———临汾经济总量目前位居山西第二，却没有使临汾人享受福祉；临汾的富人可以“溜之大吉”，穷人却独自饮啜苦水。如此不对称，正是“污染第一城”背后的生民之殇。谁能体恤临汾人的焦灼？谁来平息临汾人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