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黑枪三角区”调查:贫穷落后是罪恶根源

江湖小Q

化隆，青海东南部贫困县，中国“黑枪三角区”。
“化隆造”，非法枪支一大“品牌”，十数年来全国刑事犯罪中的重要角色。
化隆人，10年中巴国际贩枪通道的开拓者和主要参与者。
在化隆，枪如此贴近，如此敏感，如此必不可少。
警方高压严打多年，枪患依旧。
记者冒险亲历化隆，深夜走访枪患重灾村落，走访那些深受枪患之苦的贩枪、制枪者家庭，看到的，是创伤的心灵，以及一片贫瘠落后景象。
整治化隆枪患，仅靠打击贩枪和造枪的人远远不够。
贫穷和落后，是罪恶的根源。

青海化隆私造黑枪之迷：农民成制贩枪支主角
青海黑枪三角区地窖造枪为害十省(组图)
黑枪“化隆造”
主笔 程必忠 发自 西宁 化隆

版块一 来到化隆，来到枪患腹地

到制贩枪情形比较严重的化隆农村采访，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是的，即便是正面。对当地官员来说，枪如此敏感，他们避之唯恐不及。这不难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
而如果是对当地制贩枪情况进行暗中采访，将更加危险。毕竟，这是一个枪问题较为突出的地方，而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因语言等障碍，稍有不慎，既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另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随时会被警方当作卖枪的嫌疑人带走。来到这里的每一个陌生外地人，都足以引起警方的怀疑和当地老百姓的警觉。
去化隆采访需要足够的勇气。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这样的勇气没有选择。

一．我会小心我的小命

化隆县扎巴、甘都、群科、德恒隆、牙什尕等乡镇，是藏族和回族混居的地方，学者一般称其为“藏回”。因为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里的回民大都能以藏语交流，而汉语交流极其困难，所以，找到一个好的向导非常重要，这不仅便于开展工作，也能保证人生安全。
2007年7月31日，记者到达西宁。通过朋友的推荐，记者找到了一位叫王凯的化隆县人。王凯在化隆县，不仅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而且对化隆县的枪患有着长达7年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精通藏语、回语。经验告诉我，这将是一个好的向导。
8月3日中午，我和王凯搭上班车，沿西宁至阿岱的高速公路向东前往化隆。
在这之前，我在脑子里无法勾勒出化隆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汽车沿着高速公路盘山前行，翻越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出现在眼前的是大片大片纯粹的油菜花田、碧绿的草地以及成群的牛羊。王凯告诉我，车到阿岱就进入化隆了，进入化隆就没有这么好的景色了。
枪支的阴影也在此时显现。一出阿岱收费站，我们就看到一个武装检查站。检查站的主要任务，即是对可疑车辆进行检查，以防止枪支及其零配件的进出。
阿岱处于一个Y字行的路口，靠左向前30余公里就是化隆县城，化隆县城往前几十公里就是甘都镇。甘都再往前，穿过黄河不远就是青海循化县。从甘都到循化县，大约20公里；阿岱路口向右大约20公里，就是牙什尕镇，再往前大约10公里是群科镇，群科镇往前10多公里就是德恒隆乡牙曲滩村，牙曲滩村斜对面则是青海尖扎县，黄河从两者之间穿过，下行几十公里，就到了甘都镇的隆康村。
我们已经来到青海枪患腹地。此后6天，我将在这一带蛰伏。编辑发来信息，说小心你的小命。我会小心。
“制贩枪支就是犯罪、必受打击”、“不除枪患、誓不罢休”、“制贩枪支违反教规、国法不容”、“同制枪犯罪行为作斗争，人人有责”、“举报制贩枪支政府重奖”、“制枪必抓、窝点必毁、贩枪必惩、包庇必究”、“制贩枪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标语和口号在阿岱的每一个餐馆、小卖部、外墙、西宁往返化隆的客车等公众场合出现，此后几天，它们一再出现，无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名叫群科、牙什尕、甘都、牙曲滩的镇上、乡村。
标语信息的背后提示着，化隆是一个与枪密切相关并饱受枪患痛苦折磨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地方。

二．夜访隆康：枪如此敏感

在阿岱路口时，我与王凯决定先前往甘都镇隆康村。出发前，王凯通过朋友打听到，在隆康村，有几个人因为贩枪已经被抓起来几年了。几年中，隆康村以及这几个枪民家中有着什么样的变化？了解村庄和枪民家中的变化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或许对修复枪患有着积极的帮助。
前往隆康村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紧邻循化县，我们可以住在循化而不是化隆，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随时在半夜接受警方的询问和调查。
到达循化县已经是下午5点。稍作休息，我们联系王凯在隆康村的朋友。此时正值循化县国际黄河极限挑战赛期间，村里的很多人可能都到循化县城看演出了，对方建议第二天到隆康村。
枪，对村民来说已经见惯不惊了，但是，因为它极其敏感，村民都尽量避免提及。我们进入隆康村，也选在傍晚时分。
隆康村地处黄河谷地，距离黄河大约1公里。随着黄河上公保峡梯级电站的开建，黄河上游的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哇加滩村的一部份村民迁到了隆康村。隆康村的人口在不断增加，每人分得的土地在不断减少。下迁来的村民，因为土地被电站蓄水淹没，都拿到了不同数量的相应补偿。大多数村民都把补偿款用到了房子的修建上。
8月4日傍晚，我们从循化县租了一辆私家车前往隆康村。在甘都镇上，拐进一条窄窄的水泥路，穿过几个村子后，隆康村到了。
此时已天黑，因村子是新建的，随行的王凯也没有来过，只能走一段问一段。在一户人家前面，记者发现墙上有一些打击制贩枪支的标语，不远处还有几个人。我掏出照相机连拍几张。
“你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吗？”王凯紧张地制止我。“造枪的人背上没写字，你不知道哪些人是造枪的，没准儿站在你面前的就有枪民，万一你拍摄的人中正好有他，他会以为你是便衣并发现了他。后果谁也没法预计。”在以后几天里，每当我拿起照相机想拍摄，王凯都会及时告诫我。
直到晚上接近9点，我们才找到王凯的朋友家里。“我朋友在当地算是一个文化人。”王凯说，这人见的世面多，比很多人学历都高，多读了一些书。
面对这位藏语讲得非常流畅的“文化人”，我只能借助王凯来翻译采访。
在这里，“文化人”告诉我们与枪有关的几个家庭线索。


三．回访贩枪者家属

今年59岁的努义老人，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这都是为儿子操心整出来的。”老人不仅显得苍老，而且经常犯病，身体一直不好。
努义家有7口人，2002年，大儿子马德胜在兰州被铁路警方查出有4支手枪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这里的农村，大家看不起犯了错误的人，更不要说犯了罪的人。“儿子被判刑时，孙女还没有出世，孩子生下后不久，儿媳顶不住压力回到了娘家。”努义老人说，大儿子的家因此就败了，一个家只修了一个围墙就再也没有钱盖房子。
儿子进监狱后，努义也病倒了，从此家里的4亩土地就落到努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儿肩上。家里的零花钱主要靠在天津清真面馆做小工的小儿子每个月邮寄500元回来。
努义一家是从哇加滩村迁下来的。努义说：“在上面（指哇加滩村）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法送两个女儿上学，现在读书不收费了，女儿的年龄也已经大了。”
距努义家不远，就是从牙曲滩村迁下来的马赛力麦一家。
见到马赛力麦时，她与村里的一帮男同志正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修公路。干着与男人一样的活，每天，马赛力麦可以赚到32元，比男同志少8元。“我已经很知足了，一般情况下，每天只有25元，现在是很多人出去了，找不到人，工资才加了一点。一年经常有这样的活干就好了。”
马赛力麦的丈夫马成祥是“中巴”国际贩枪通道中负责终端卖枪的重要成员，为公安部通缉的重要涉枪案犯，一度逃跑在外。
2004年10月，重庆发生一起枪支案件，警方发现，涉案枪支就是通过马成祥卖到重庆。同年12月29日，川渝警方合作，将又一次前往成都贩枪的马成祥抓获。
丈夫被警方抓捕后，家里的一切重体力活都靠马赛力麦。“我就是家里的支柱，平时打工赚点零花钱，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马成祥的哥哥是当地村长。“不管家里多艰难，我从来都没有通过哥哥去给政府反映过。”马赛力麦说，3年了，当地政府救济了他们一家两袋面粉。
马赛力麦有4个女儿，大女儿与二女儿今年刚初三毕业，两个小女儿下半年上初一。虽然现在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读书不花什么钱，但是4个孩子每个月至少也得需要60块钱，这对马赛了力麦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
除了种好自己的庄稼外，寻找机会赚点零花钱是马赛力麦必须经常要考虑的事。没有果树，没有羊群，修公路是马赛力麦赚零花钱最主要的渠道，一年修修停停，大约可以赚回1000块。
再过一段时间，公路就要修通了，马赛力麦短时间内又将无法赚零花钱了。“现在大的两个女儿已经初中毕业，没有钱再让她们读下去了。实在不行，两个小女儿也只好不上学了。”马赛力麦说。
一旦失学，买赛力麦最小的女儿——今年12岁的马芳，长大做老师的梦想就将从此破灭了。
马成祥在被抓后交代，他贩枪所赚的钱在西宁买了一套商品房，还包了两个情人。对丈夫的过去，马赛力麦不愿意过多提及，“贩枪肯定是错误和不能宽恕的。他是我丈夫，我会等他回来的。”
与马赛力麦一样，从哇加滩村迁到隆康村的泽果与她的三个孩子一道，因为丈夫贩枪正经受着上天对他们一家的“惩罚”。
40岁的泽果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三是女儿，老二是男孩，最大的今年17岁，最小的13岁。
7年前，丈夫马二力因贩卖枪支在青海果洛州被抓，判了13年。“那时孩子都很小，正是上学的年龄。孩子的父亲被抓后，后面两个孩子都没有上过学，正念到小学二年级的大女儿也从此休学回家。”果泽说。
没有了顶梁柱，家也不能就此垮呀。从此，每到挖虫草的季节，果泽便带着3个孩子前往果洛州，给当地藏民交6000块钱（每个人2000元，因一个小孩小，藏民就免了一人）包下一块地皮。“钱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碰上运气好，一季虫草下来，除去本钱，可以赚2000块左右。”挖完虫草后，果泽便带着孩子又返回到家里，在附近找点零活做。
3年前，果泽带着孩子们迁到了隆康村。用征地补偿款、挖虫草积攒下来的钱以及找亲戚朋友借一点，果泽为孩子们盖了几间房。“再怎么困难也要让孩子有个家，没有别人家盖得好，但孩子们觉得很温暖。”
挖虫草时，整个人都要趴在地上，几年下来，果泽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继而影响到神经。“浑身发疼发软，经常去医院看病，一副中药80块管一个星期，现在赚的钱大部分都拿来吃药了。”
即便这样，果泽也与马赛力麦一样，经常去修公路，以便能赚到每天25元钱。“不去修路，药都吃不起。庄稼主要是我和大女儿在种。”
因今年果洛州不再允许挖虫草，果泽16岁的儿子到北京一家清真饭馆跑堂去了。一个月500块钱，果泽对儿子的这份工作很满意。

四．两个因贫造枪的家庭

3天后，记者与王凯离开循化前往群科镇。途经牙什尕镇时，考虑到前往目的地的村子都比较大，交通不便，我们租用了两辆摩托车。
在到达各地采访途中，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土地利用率相当高，不像南方农村那样，四处可见闲置的土地。
“这里的农民特别重视自己的土地，如果不种是会被大家笑话。”王凯说。但不管怎么利用，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都很少，很多甚至要亏本。种地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农民贫穷的家庭状况。“这里的土地大多都靠近黄河边，因雨水少，庄稼每季都要浇上一至两次水，很多家庭连浇水用的电费都支付不起。”
王凯告诉记者，这里的老百姓造枪，最初主要的原因就是贫困。近几年警方抓获的造枪的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良民，不是恶棍，造枪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与种地相比，造枪的钱来得太容易了。到最后，受利益的诱惑，很多枪民已经收不住手了。
而在群科镇，也可以为之找到现实的案例。
来到群科镇乙沙1村三社马索力么乃家中时，他正与嫂子马海车及两个小侄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收拾刚收回家不久的麦子。因没有钱支电费，他家麦子只浇了一次水，收成不好。
今年24岁的马索力么乃与哥哥马阿布都相差8岁。
“枪，就像一场灾难，给我们家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已经在清真寺念了7念经书的马索力么乃说，因为枪，哥哥已经是第二次走进监狱了。
马索力么乃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那些年也患上了严重的内风湿关节炎，家里的担子一下子就落到了16岁的马阿布都身上。这一年，与村里很多孩子一样，马阿布都选择了结婚。
婚后，马阿布都开始寻找给家里赚钱的门路。当时，他经常去一个朋友家里，突然一天，西宁市公安局的人来到了朋友家中，在这位朋友家中搜出了手枪，因马阿布都正好在现场，一同被警方带走。这次马阿布都被判了8年，在监狱中，因改造好，获减刑一年半。
出狱后，母亲、妻子、弟弟都劝马阿布都不要再做枪的事情了。看着刚刚出世的孩子，马阿布都也下定决心好好做点事情。看着村里很多人都出去开饭馆，马阿布都琢磨着想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一下。马索力么乃说：“当时找亲戚朋友借过，但是大家都觉得我们穷，怕还不上，不愿借。”
看着弟弟一天天长大，村里买摩托车、出去开饭馆的越来越多，马阿布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哥也想赚钱把家里的房子盖一下，为我娶个媳妇，”马索力么乃说。借钱不成，哥哥最后决定再做一次，碰碰运气，如果能赚上开饭馆的钱，就不再做了。
于是，马阿布都又和几个朋友相约前往哇加滩村一个朋友家造枪。刚去哇加滩村不久，他就被警方抓起来了，这次被判15年。到现在，马阿布都已经服刑3年多了。
“哥哥的做法不仅没有改善家里的生活，反而把家里推到了更加贫困的边缘。”马索力么乃说。家里的房子是16年前父亲去世前盖的，从来没有动过，这么多年，家里只有两只铁皮桶是哥哥买的。
但马索力么乃仍坚持常去西宁805监狱看望哥哥。“三年去了四次，每次哥哥都告诉我，今后再穷再苦都不能干枪的事情了。”
相比马阿布都，与他同时同起案件被抓的乙沙2村村民马古力家则更艰难。其85岁的父亲阿布都告诉记者：“家里口粮都不够吃，每年要缺口500斤。政府见我们困难，今年救济了1800块钱，上半年拿到了900元。”
马古力被抓后，大女儿马啊哈只好休学。2006年收完庄稼后，12岁的马啊哈就到广州一家老乡开的清真饭馆帮忙，一个月500块。在今年收庄稼前，姑娘又从广州回到了家里。
“我赚了1000块钱，拿回来给妈妈了。”马啊哈说。过几天就要回广州了，在回去上班之前，马啊哈希望带上三个妹妹去监狱看看爸爸。“以前每次去看爸爸，他都会哭，我每次都很难过。这次，我想给爸爸买好多吃的，可乐、方便面，这些他都没有吃过。我要告诉他，我可以赚钱了。”
在群科、德恒隆等镇乡，类似的家庭还有很多。
化隆警方称，这些地方的村民制枪仅为逐利，一个佐证是，自1998年缉枪至今，当地并未发生一起暴力对抗事件。
但实际上，作为贩枪链条的始端，制枪者虽因贫制枪，但鲜见因制枪致富者，钱都被贩枪的人赚去了。

版块二 牙曲滩，那个造枪的村庄
牙曲滩村有300多户人家，近几年因造枪被判刑的就有100多人，有的家庭是弟兄几个都被判刑，有的是夫妻同时被抓。

相对于种地、开饭馆、打工，造枪来钱更快。化隆县公安局一名警官说：“躲到地窖里面，一把枪顶多三五天。”
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就是老百姓参与造枪比较突出的一个村庄。
牙曲滩村有300多户人家，近几年因造枪被判刑的就有100多人，有的家庭是弟兄几个都被判刑，有的是夫妻同时被抓。
8月7日中午12点，在群科镇的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行三人搭乘租来的两辆摩托车前往牙曲滩村。
到达尖扎县黄河大桥大约1公里处时，遇上了山体滑坡，大量的车辆被堵在那里动弹不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疏通摩托车才得以勉强通过。达到牙曲滩村已是下午接近三点。
一些小孩在路边玩耍，公路边站着以及房间里面坐着的男人、女人们，对我们三个陌生的来访者示以警惕的目光。
进入村子后，我们直奔之前约定的一个社长家里，不巧，社长家里没人。此时，不远处一个男子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警惕地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社长不在，我们只好再想别的办法。随行的王凯找到当地其他老百姓说明情况后，我得以进入一个村民的家中，他答应帮我联系一些村民让我们了解情况。
一位在场的村民告诉我们：“公安一天要在村里巡视几次，稍有一点怀疑，村民就要被抓起来审问半天，老百姓都胆战心惊。刚才很多人以为你们是上面下来的便衣，便跑到山上躲起来了。他们不想给自己若不必要的麻烦。”
村民认为，打击造枪是对的，但是，现在整得有点左了，不管是不是造枪的百姓，只要公安觉得你不对劲，就会“骚扰”（村民的意思指询问、调查）你。
2006年7月，在一次行动中，牙曲滩村2社村民马乃被抓起来关了一个多月，最后被放回来了。马乃说：“不明不白的，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抓我。”而就在今年6月，马乃的弟弟马乃木则也突然被警方抓起来关了10多天，还被押送到青海河南县关押起来，最后发现抓错，警方要抓的是牙曲滩村另外一个叫马乃木则的人。“弟弟长期患有肺结核病，现在一听有警察就赶紧往山上跑。为了把弟弟早点取出来，家里还花了3000多块钱。”
今年75岁的克日木老人则谈到了发生在他家的一件事情：老人有6个儿子，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6个儿子家里都特别穷，“再穷，我都绝对不允许孩子造枪。”2006年冬天，发生了一件至今仍让老人不明白的事情。在一次公安局组织的联合行动中，公安局搜查了老人和小儿子的家，与枪有关的东西一件没有找到，但警方用炸药将他家的房子给爆破了，却没有告诉他原因。
从村民家采访出来，记者找了一辆摩托车，并让当地一村民送我到牙曲滩村小学拍一张照片。
小学与化隆县公安局派驻牙曲滩村的警务室紧密相连。当时，警务室有3个民警。记者进入学校拍完照片出来后，即发现随同前来的村民被叫进警务室接受询问，警方希望知道我（当时不知记者身份）前来是做什么的。
当记者出来后，一民警立即前迎上来（后来知道此人为群科公安分局赵局长，专门负责缉枪）：“你是哪里的？做什么的？刚才有人举报，在桥上逗留的几个人中有没有你？”语气严厉。
在得知记者身份后，赵局长说：“来采访，有没有县上的审批？来之前，应该持审批手续，先来我们这里报道，免得发生危险和误会。万一把你抓起来，审讯一番，留置半天，那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赵局长的话也有道理，万一我们的采访对象家里正好有枪，正好警方来检查也搜出了枪，那解释起来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至少办理证据就需要不少时间。
进入村里的任何一个陌生人随时都可能要接受警方询问，住到县城和乡镇宾馆、招待所的人也随时可能接受警方的半夜检查，这对打击化隆县制贩枪支表面可以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但有没有因此产生相反的影响？
化隆县的财政收入每年大约2000多万元，境内电站是其主要税收来源。时下，化隆县正在规划工业园区，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县里的工业经济。面对“枪”、“因枪随时得无条件接受检查”的这些因素，工业经济发展规划能否如愿推进？
而对警方来说，这种严打严查方式，是否就能灭绝这里造枪的生态和切断造枪人的梦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随着警方高压严打，造枪的人开始流向西宁、格尔木、兰州等地发展，而这又客观刺激枪的价格上升，新人会不断加入。

版块三 贫困和枪都是罪恶
对于生活在一个有着数十年造枪生产链和技术的村落里的人来说，面对贫穷、攀比带来的压力，要抵抗住造枪赚钱的诱惑，需要相当大的决心。

一．来自贫穷的压力

官方的资料显示，化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贫困县，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县扶贫办提供的资料称，全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68%，枪患严重地区的群科、德恒隆、牙什尕、甘都等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90%，年人均收入不足800元。
在德恒隆乡，人均年纯收人仅为233元。该乡牙曲滩村支书老马介绍，全村2600多人，770亩地，人均不足4分。
人均耕地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多。在这里，一对夫妻生3至4个孩子的家庭很多，虽然这都是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但是人口的增加却导致更多的家庭陷入贫困。一杯茶、一块馍馍、一盘土豆、一天两餐，就是生活的全部，有的家里连土豆都不是每餐有。
由于严重缺水，德恒隆乡大部分地区只能维持人的饮用，牲畜饮水都是问题，土地种植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遇到风调雨顺，基本保持温饱，遇到年景不好，只能依靠国家补助。在这里，靠国家补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走进大多数百姓家里，却丝毫看不出这里的农村很贫困的迹象：高级的地板砖、上好的木柜、漂亮的墙体瓷砖、真皮沙发、玻璃茶几、组合音像、高档的组合电视柜、价值不菲的吊顶和吊灯……即便是围墙的大门，也装修得极其豪华：瓷砖、高级瓷砖画、结实的铁门。
一个村民告诉记者，一个家一般情况下，最少能有六七万块钱，多的有10多万。其中装修就占了三分之二，大门装修一般都要花去几千至一万块左右。
看到这些，你无法把贫困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而他们又确实生活在贫困的现实中。王凯说：“很多房子都是举债修的，房子修完，又欠账又缺流动资金。”
不仅是房子、大门，一家比一家修得好，手机、摩托车也是一家比一家用得好。当地一个村干部告诉记者：“你摩托车买的是5000块，我就要买6000块，他可能就要买7000块的；你家的大门修得好，我家修的时候就会超过你，否则会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有本事。”
这里的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接受这种攀比的民风教育，多年来的这种民风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家长不重视孩子的教育，而是从小就给孩子灌输攀比的赚钱意识，以至于这里很多孩子十几岁就远离家乡，到大城市面馆跑堂，撑起家庭的部分重担。
在家长的眼中，上小学是要学到看书识字、加减乘除最基本的生意本领，孩子们一到可以打工的年龄，便不再读书了，小学教育在他们看来更像是做生意的职业培训所。
因为贫穷，文化又不多，村里人除了种地、放牧，就是出去打工，有的跑运输、搞商业，开饭馆则多深入内地。如果没有门路，而又不愿意出去打工慢慢赚钱的，多半就会选择造枪。对于生活在一个有着数十年造枪生产链和技术的村落里的人来说，面对贫穷、攀比带来的压力，要抵抗住造枪赚钱的诱惑，需要相当大的决心。
化隆县扶贫办主任马生成说：“制枪回报率太高了。”

二．整村推进式疗伤

枪患久打不绝，化隆、青海警方以及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对化隆枪患，打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青海的一位学者说：治理化隆枪患，就好比刮骨疗伤，把骨头上的病毒去掉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注重后续的疗伤，否则前功尽弃。
“如果政府能给我指引一条路，把扶贫贷款贷一点给我们扶持发展牛羊群，我们就能摆脱枪的魔鬼，家长就可以担保自己家里的人不在走这条路。”一个村长说，90％的村民都是这个愿望。
那是不是政府不给扶贫款，村民就得继续造枪？没有钱就可以抢劫银行？村长的话在表达许多村民一种良好愿望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出这些枪支泛滥地方民众的愚昧。
面对这些深层的问题，如何医治化隆枪患背后的“伤口”？治贫已经成为解决化隆枪患的主要思路。
如何治贫？青海官员考察了枪患曾经同样严重的贵州松桃县，发现该县采取的“整村推进”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生存发展的问题，造枪得以明显减少。
官员回到青海后，也提出了对化隆县造枪严重的几个乡镇实行类似的治贫思路。
所谓“整村推进”是指，由扶贫部门投资，在相关村庄修建通村公路、卫生室、饮水设施等公益设施，并向每户提供3500元的专项扶贫资金，用来作为农户脱贫项目的启动资金。
这些脱贫项目包括了牧养牛羊、盖蔬菜大棚、外出开面馆、政府组织外出务工等。
本刊记者在前往采访的村庄发现，造枪严重的村落的水泥路大部分已经建成，有的正在修建，而饮水设施，大部份家庭已经得到改善。
但许多村民对政府提出的扶贫资金和盖牛羊、蔬菜大棚有不少看法。
2002年2月，化隆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带着农业银行行长、畜牧局局长等官员到牙曲滩村考察羊牛育肥等扶贫项目，承诺村里的80家农户，让他们在自己搭建合乎标准的牛羊育肥大棚后，由政府提供两万元贴息扶贫贷款，支持农户购买牛羊幼崽。
几个月后，村民们相继搭好了大棚，与村干部一道上县里找县长、行长和局长们要求贷款支持，跑了好多次，每次都被告知“等等”，直到今天都没有音信。
于是，很多大棚不得不变成村民堆放杂物的储藏间。
政府提出的蔬菜大棚种植也没有得到落实。一名村干部说，村里曾经向县里打报告，申请50个塑料大棚和50吨水泥，希望能在村里试验种植塑料大棚蔬菜。村子对面就是尖扎县县城，若能把蔬菜种出来，销路肯定不愁。
后来县里批了15个大棚，水泥则没有批。水泥是用来修水窖的，牙曲滩村多为沙土，不能蓄水，村民只能从黄河里以电力抽水、种蔬菜，水窖是必须的。
有了牛羊大棚的“教训”，村民更舍不得投资上千块来修水窖。15个塑料大棚，至今一个也没有用上。
“扶贫贷款，需要担保，农民根本贷不到。”牙曲滩村9社一村民说：就连政府以前提到的3500元的扶贫资金也不是每户都有。前几天，上面分了4台手扶拖拉机到社里，全社有64户人家，最后只能抓阄。一台拖拉机7040元，分得的农户还要掏3540元才能把拖拉机开回家。
某村村支书说：“其实最好的项目就是外出开拉面馆，两万块可以，只要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就可以解决很多老百姓的问题。”
拉面，是黄河边这些村庄赖以谋生的为数不多的手艺之一。化隆清真面馆遍布全国，由拉面带出的劳务输出是化隆人在外打工的重要职业。化隆县统计，到2005年底，化隆人在全国51个大中城市开设了4000余家拉面馆，化隆“拉面经济”收入上亿元，化隆县长年在省外从事拉面生意的有4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的“兰州拉面”基本上都是化隆人所开。
贷款开面馆，走出贫困，也许是很多村民的良好愿望。问题是，“扶贫贷款大多都被富人和企业家贷走了，没有穷人的份。”一位化隆县的基层干部直言。即便没有被贷走，在金融业普遍嫌贫爱富的今天，穷人也很难获得贷款。
万一亏了，拿什么来偿还？村民没有告诉答案。

三．困惑的乡村教育

看来，造枪乡镇的很多村民并不看好政府整村推进的治贫方略，甚至还有不少意见。
这不能单纯怪村民“懒”、“等”、“靠”或者不满足，也不能简单责怪政府。青海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认为，贫穷与愚昧就像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存在。治理化隆枪患，治贫与治愚要同步进行，而治愚的关键就是抓好教育，解决化隆枪患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教育。
在化隆县采访期间，记者发现，村落中很多年轻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无法用汉语与外界交流。有的枪民被抓后，甚至不知道造枪是违法。
在我们所到过的村庄，学校和清真寺往往是村里面最漂亮的建筑，前者是国家援助，后者是宗教信仰。闲暇时孩子们到清真寺学习古兰经的热情很高，然而漂亮的教室却没有像清真寺那样能留住很多的人。经济上的贫穷，使得村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其干活、赚钱以补贴家用。
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小学失学率会好一点，一到中学，不来上学的人大幅度增加。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教育改革之后，民办教师都不干了，到学校上岗的都是师范学校出来的年轻老师。德恒隆乡的一位老师称，民办教师一般是本地人，教育孩子有责任心，也有教学经验，会藏话，也安心工作。上面调来的年轻老师则多不会讲藏话，只会汉语，孩子们大多听不懂，慢慢的，产生了厌学情绪。文化的差异，使得家长、学生都很难和老师交流，而年轻老师都嫌这里条件艰苦，不好好教书，总想着调出去。
这成为解决这里孩子接受教育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障碍。
接受采访的村民都表示，他们是非常重视教育的。而负责给本刊记者带路的当地村民却告诉我：他们对教育的理解是指学习阿拉伯语、古兰经教义而言(记者注：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所以阿拉伯语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在一所清真寺前，清真寺的一位阿訇（老师）正在为孩子们教授阿拉伯语，孩子们坐在狭长的板凳上，面前摊着古兰经朗读课文。
在这里的农村，村民往往认为外面的世界太浑浊，不愿意让孩子们走出去受沾染。对于上学读书的女学生，他们存在更多偏见，有时候家里出了女大学生，不仅没有光耀门楣，反而会使整个家族颜面无存。
在化隆县昂思多乡，之前有个叫马秀兰考上了大学。这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目前村里惟一的女大学生，但得知消息后，家里不仅没有感到高兴，而是反对她去上大学，认为孩子走出会降低对真主信仰的虔诚度，甚至淡化信念，并最终放弃。
“我会让你走出无知的世界，不过不希望出现一个有知识的人，而失去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最终带着这样语重心长的嘱咐，马秀兰才踏上了大学之路。
采访这些农村的教育现状，记者无意谈论民族宗教问题，而仅只是地区教育问题。我们所看到的阻力是，由于民族地区的贫穷封闭，信仰虔诚的村民对于教育长期形成的一种偏见。
而这恰恰是治理枪患过程中不能忽略的。
版块四 老师马海：让枪患不再伤及孩子
如果当时知道哥哥为了让他读书才被迫去贩枪，马海宁愿不读大学也要阻止哥哥，可是一切都晚了。这成了马海心里永远的痛。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不断增加，贫穷封闭带来的教育偏见在化隆正在不断得以改善。群科镇乙沙村一位姓马的村民在广州清真饭馆打工已经几年了，现在准备自己开一家清真饭馆。有了几年广州经历的老马对读书比较感慨：“在外边不会汉语真的不行，初到广州时，连问路都没办法，根本没法交流，也没有朋友，除了每天呆在饭馆，哪里都去不了，也不敢去。”
此次老马回到家里，就是要把已经休学回家的孩子送回学校继续念书。
如果说外出务工人员的亲历感受让村民越发感觉到了必须读书的压力，本地马老师的成长则让他们看到了读书带来的希望。
马海（化名）老师是某镇一村小（没有具体的地址和用化名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老师。马海是这个村子考出去的第一位大学生，也是这个村小学第一个念过大学的老师。
“每月1200元的工资，在全村都是最高的，大家都羡慕我。”马海说。
受马海的影响，2004年，村子里又有3个孩子考近了青海民族学院，2004年又有一个学生考到了辽宁上大学。
这些都让马海老师觉得自己从此不在那么孤单，“这让我看到了村子的希望。”而马海让人尊敬的职业背后，却有着一个让他每每回忆起来都深感痛心并牵挂的亲人。
“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我是一个孤儿，全靠哥哥把我抚养大。”马海说，家里不富裕，就靠种地、养山羊过日子。
1998年，马海考上了青海一所师范学校。大学几年，花了一万五千多元。上学后，马海的哥哥每个月都会准时给他邮寄200块钱。
2002年，马海毕业回到了家中。接连几天，马海发现哥哥都不在家，最后嫂子告诉马海，在他毕业前，哥哥在西宁因为贩枪被逮捕了。“这时我才知道，家里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供我上学，哥哥只好去卖枪来供我。难怪每次哥哥给我钱的时候，都要告诉我：好好读书，不要辜负。”马海说，如果当时知道哥哥为了让他读书才被迫去贩枪，干违法的事，他宁愿不读大学也要阻止哥哥这样做，可是一切都晚了。
“有时觉得自己罪过，想起就难过。”马海说：“自从哥哥被判刑后，我每个月都会到监狱去看他，给他买一些东西，告诉他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我会把他的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坚持每个月去，我会觉得心里好受一点。”
作为枪的受害者，马海觉得自己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尽一点力，避免更多孩子的家庭重蹈他家所走过的路。在马海老师所带的班上，有一个女生的父母因为造枪双双被判刑，孩子才10来岁，自从她父母被抓后，孩子的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要经常回家给80多岁的奶奶做饭，而她经常因此迟到，已经不想上学了。“我要做的，就是与一位同事尽可能利用时间帮助她补习，不让她失学。”
在马海看来，要想枪患不再伤及孩子，没有比教育更好的办法，这也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办法。

10年间，以化隆人为生力军的贩枪团伙，在巴基斯坦——新疆——青海之间搭建了一条国际贩枪通道……
版块五 回溯中巴10年国际贩枪通道

一．10年贩枪914支……

枪案的追述要回到几年前。
2004年1月初，新疆喀什海关缉私分局接到线人举报：一个长期往返巴基斯坦与喀什两地的个体司机李智，在巴基斯坦购买了一批枪支，将于近期运回国内。
李智，出身于肃省定西市人的中年男人，常住在喀什市克孜都维路农科所家属院新楼1单元201室。围绕这个人，一张由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刑警总队、自治区反恐怖特别侦察队、喀什海关缉私分局、喀什地区公安局组成的缉枪大网在喀什形成。
3个月后，2004年3月初，喀什海关缉私分局再次接到线报，从巴基斯坦过来的枪支就要到达喀什，运输枪支的是一辆客货两用车。
喀什警方从2004年3月1日开始设卡拦截。3月3日13时许，在新疆阿图什市格达良乡国道214线上，一辆奔驰而来的依维柯客货两用车迅即被拦下，警方从这辆上查获了从巴基斯坦偷运入境的仿“五四”式手枪80支，个体司机李智被当场扣留。
李智的交待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所在的贩卖枪支团伙已经有10年历史。从１９９５年开始，他便与西宁城东区的马麒一块从巴基斯坦贩枪回国内卖。负责从巴基斯坦把枪支运回喀什的还有个体司机马泽英——江苏省江都县人，常住在喀什市新公路花园小区3号楼2单元201室。此外，马麒与化隆县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四社的马生辉是这条国际枪支走私线的“开拓者”。这个团伙时分时合，从巴基斯坦购买回来的枪支一般是利用入境货物运输的便利，通过改装油箱或在轮胎内夹带的方式把枪支运进，再由专人将枪支倒卖至青海、甘肃、西藏、四川、广东等省区。
新疆警方在2004年3月4日将马泽英抓捕，同年3月5日，马麒被抓获；此后的3月13日，马生辉也被警方抓获。
枪支走私案件被迅速上报至公安部。
2004年7月6日，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田期玉专门主持召开了该案的专案工作会议，会上公安部决定将此案称之为“3•03案”，并将案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移交青海省公安厅侦办。　
2004年8月8日，青海警方在甘肃省玛曲县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收缴仿“五四”式手枪1支，仿“六四”式手枪1支，拼装“五六”式冲锋枪1支及大量子弹。同时，警方将新疆在押的11名犯罪嫌疑人安全押解至西宁。
同年10月3日，西藏、青海两省区联合采取行动，于凌晨1时20分将正在西宁市龙源宾馆进行枪支交易的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缴获枪支24支；
10月17日，涉案在逃犯罪嫌疑人马先俊家属主动向公安机关上交仿“五四”式手枪25支；
11月30日和2005年1月21日，主要涉案在逃犯罪嫌疑人马启龙、谭振明先后被抓获。据警方调查和各犯罪嫌疑人供述，青海省公安厅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先后缴获各类枪支300余支。犯罪嫌疑人中，年龄最小的29岁，最大的56岁。
警方的调查发现，这个团伙10年来，通过中巴国际通道贩卖的枪支达到914支，枪支零部件1556件。青海警方一人士称：“如此大的枪支走私案件，建国来罕见。”
二．从化隆人马生辉开始

在被警方抓获的1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11名为青海人，而其中又有5人来自化隆县。
而这条“中巴”国际贩枪通道的形成，最初就是由来自化隆县的马生辉开始。
虽然马生辉只有小学文化，可是在化隆县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四社却算一个文化人。马生辉懂得汉语、藏语、英语、阿拉伯语四种语言，曾在巴基斯坦宗教大学学习，后转学到沙特阿拉伯深造，在牙曲滩村，其学历最高，被当地人尊称“阿訇”（相当于老师）。
常去巴基斯坦，马生辉发现，在巴国，枪支与普通商品没什么区别，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而且这些枪支都是军用枪支，精准性高，价格便宜，每支枪的价格人民币就三四百元，与自己家乡老百姓在手工作坊制造出来的枪支相比，性价比相当高。马生辉开始琢磨如何通过贩枪来赚钱。
1995年，马生辉找到朋友马麒商量一起贩枪。谋划妥当后，马生辉与马麒前往巴基斯坦，找到了马生辉在上学期间认识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市武器经销商“恰恰”，并从“恰恰”手中购买了仿“五四”式手枪20支。二人将枪用拜毯包裹后装入两个包内，找到了往返巴基斯坦与喀什两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局第三执行办驻喀什修路代表处驾驶员张义明，让其将包裹运回新疆喀什。马生辉二人从巴基斯坦回到喀什后，将“包裹”从喀什带回了西宁市，并由马麒联系买家，以500多元一支卖给了青海省湟中县的马成龙。
初次贩枪成功，两人惊喜不已。此时马麒决定单干。
1997年间，马麒约上朋友马先俊前往巴基斯坦购买仿“五四”式手枪28支，并将枪支包装后交给马麒认识的朋友——个体司机李智运回国内。约两个月以后，马麒与马先俊到喀什将枪支取回卖给他人。
两次尝到贩枪甜头的马麒事后又与朋友——化隆县的马海林商量贩枪。临行前，马麒将买枪地点、行走路线及运货人李智等信息详细地告诉了马海林。一切商量妥当后，马海林携款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市找到“恰恰”，以每支500—600元购买了30支枪。随后，马海林将枪支交给李智并用东风货车运回国内，马海林到喀什接上货后将枪支运回了西宁市并交给了马麒。马麒将20支枪以5500元一支卖给了青海湟中县的马先录，另10支卖给了李成英。马先录又将其中的11支枪卖给了化隆县的马毛沙。
见贩枪利润可观，常住西宁城东区的新疆霍元城人张国明加入到了马麒的贩枪网络。马麒、马海林、张国明商定，再次由马海林携款到巴基斯坦购买仿“五四”式手枪30支。这次运货则由李智介绍其朋友个体司机马泽英来完成。为顺利将手枪运回喀什，马泽英将汽车的油箱进行了改装，并将枪支藏余油箱内带回喀什。然后，李智又采用同样的办法将手枪从喀什运回西宁交给了马麒，并卖给马毛沙。

三．加入贩枪队伍的人越来越多

在马麒单干的同时，马生辉也没有闲着。1998年，马生辉前往巴基斯坦，以每把800元的价格购买了仿“五四”式手枪40支，以“雷达”手表名义交给疆维塔什库尔干县运输公司驾驶员托合提•米吉提，让其帮助运回喀什。此后不久，马生辉又在巴基斯坦购买了40支同样的手枪，并以同样的方式交给了托合提•米吉提运回国内。
虽然马生辉是这条国际贩枪通道的“开山鼻祖”，但这个贩枪团伙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合作方式，成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彼此间有的并不认识。而且，只要自己能找到买家，他们随时可以单干。同时，成员之间随时也在买家、卖家的角色之间转换。
马生辉与马泽英的认识就是这种情况，1999年之前，马生辉并不认识马麒这条贩枪线上的马泽英。1999年至2000年期间，马生辉多次前往新疆喀什，并在喀什与来自巴基斯坦的另一武器商——苏坦江见面。通过苏坦江，马生辉认识了马泽英。随后，马生辉提出让马泽英帮助其在巴基斯坦苏坦江处购买的60支仿“五四”式手枪运回国内，此后，马泽英将枪支装入青油桶中雇车运到了新疆哈密，并以7万元价格卖给了马生辉。
一次次贩枪的成功，使得这团伙的成员越发胆大与疯狂，贩卖的枪支数量也在不断向上攀升，加入贩枪队伍的人越来越多。
2003年期间，马麒又与另外两个朋友马生林、马耀贤一道在喀什找到了马泽英买枪，马泽英也当即答应，并从苏坦江处购得87支仿“五四”式手枪运回国内。在运回国内途中， 42支枪被压坏了，马泽英将压坏的枪支存放在自己家中，案发后被警方查获。马泽英将剩余枪支运往乌鲁木齐。同时，马麒三人租车前往新疆并在新疆库尔勒与马泽英会面，以石榴、葡萄等水果伪装后将枪支运回西宁，存放在西宁市德令哈路马耀贤德住处。不久后，马麒把45支枪卖给了化隆县的谭振明，随后谭振明又将其中的20支以每支4500元的价格卖给了朋友杜成海和马启祥。其后，杜成海约上化隆县群科镇乙沙村的马乙拉四到其家中看枪，马乙拉四将其中3支以每支9000元价格卖出， 2支以每支8000元价格卖给了德恒隆牙曲滩村德村的朋友马成祥。
眼见货顺利出手，马麒又给马泽英电话：“自己想要一批货，但最近手头紧，你先把枪弄回来，卖后再给钱。”马泽英爽快答应。2004年1月19日，马麒拉上马泽英带回的92支仿“五四”式手枪返回西宁。接枪时，马麒因为以前从一贩枪成员手中借了10万，就将其中的25支抵了枪款，余下的67支交给了谭振明，让他慢慢卖。直至案发，67支枪全部被警方查获。
从2000年到2004年，初了马生辉、马麒等人外，该贩枪团伙其他成员先后也贩卖枪支上百支。
版块六 “化隆造”枪史
“化隆造”最盛时，范围至少涉及5个乡镇、37个村。
化隆造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分析这一国际贩枪团伙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服刑的17人中，其中有5人来自化隆县。分别为：马生辉、马海林、马毛沙、马乙拉四、谭振明。
为何在这条国际枪支走私通道上，最早的组织者和最终的枪支销售都是化隆县的人？“这与化隆县早已存在的造枪史不无关系。”青海省一位长期关注化隆枪患研究的学者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马生辉涉足枪支贩卖的时候，化隆县老百姓自己制造的枪也开始流向各地。当时老百姓造的枪因质量不好，常常卡壳，所以在市场上的售价也就两三百元。同期，在巴基斯坦市场上，200元就可以买到一支军用手枪，贩运到国内销售，这些军用枪支的价格就是“化隆造”的数倍甚至是几十倍。
马生辉所在的化隆县德恒隆乡牙曲滩村，是老百姓造枪比较严重的一个村落。对于长期生活在一个造枪村并往返于一个枪支可以顺便买卖的国家的人来说，贩枪利益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至少倒枪可以比在老家造枪来钱更快。
“因该说，这是马生辉当初倒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名学者认为。
至于枪支销售主要也是化隆县的人更不难理解，因为化隆县的造枪早已名声在外，由此形成了一个制造到贩卖的市场，一些外地购枪的人也会直接奔着化隆而来。在这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市场内，彼此都能快速找到需要的买家或者卖家。
化隆县的造枪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论是化隆警方还是化隆当地造枪的人，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一个说法是，化隆县造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号称“西北王”的国民党马步芳部盘踞在化隆一带，由于马步芳部有造枪的传统，许多士兵掌握了造枪技术。后来马步芳部被遣散，一些士兵就地安家，将造枪技术保留下来并代代相传。
建国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化隆非法制贩枪支活动从未浮出水面，直到1982年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从化隆县德恒隆乡一个副村长手里查获第一支非法制造的手枪，这种局面才被打破。
化隆造枪的幽灵由此开始出现，但真正让外界了解到化隆县许多老百姓都在造枪，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山西太原市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倒卖枪支案，警方发现，从犯罪嫌疑人手中缴获的仿“五四”手枪上竟然有“化隆制造”四个字。
公安部立即派人前往化隆县。此时，化隆县的黑枪制造已成气候，主要集中在德恒隆、群科、牙什尕、甘都、扎巴等乡镇。“化隆造”最盛时，范围至少涉及5个乡镇、37个村。
化隆警方提供了一组数据：1992年，破获制贩枪支案件9起，收缴各类枪支29支，捣毁制枪窝点1个；1993年案件上升至18起，缴获的枪支38支、子弹414发；1994年枪支案件18起，收缴各类枪支26支；1995年至1997年，破获的涉枪案件67件，收缴枪支167支；1998年至1999年 ，收缴枪支32支，子弹522发，制枪工具678件……
1992年到2002年，在前后十年时间内，化隆警方共破获涉枪案件140多起，收缴各类枪支319支，子弹9621发。仅化隆县因涉枪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就接近200人。
这仅仅是警方破获的部分枪支和抓获的部分造枪的人，还有多少枪流出了化隆被买到了外地，还有多少人仍在继续造枪？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但是，在此后几年发生在河北、北京、重庆、四川、湖南、安徽、新疆等地的一些枪支案件，都与“化隆造”有着联系。化隆县成为与贵州松桃县、广西合浦县并列的国内三大造枪基地之一。较之于松桃和合浦的枪支，“化隆造” 由于其性能稳定，更受到买枪者的“追捧”。化隆也因此在国内黑枪市场上“声名显赫”。

版块七 他们这样造枪
“枪民”有的在地窖中挖了通往别处的地道；有的地窖里安了电灯，开关则设在外面，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来“串门”，外面的人只要拉下电灯开关，里面立刻就一片漆黑，停止工作，“枪民”则沿着事先挖好的地道逃跑……
精密度较高，杀伤力较强……不了解内情的人很难想象，在黑市中颇受“追捧”的 “化隆造”竟然是在山洞、废弃的房屋或者地窖中，老百姓用手工做出来的。
牙什尕镇下多巴村一姓马的社长说：“不要觉得造枪很复杂，其实很简单，最早的时候，一把锉刀就可把枪造出来。”
简单，是因为制枪关键零部件：枪管、套筒、弹夹、扳机等都是从外地采购。这些采购回来的零部件经过打磨焊接，再把废旧电视壳熔在模具内浇成枪柄外壳，进行组装后，一把“化隆造”便制成。
“以前，一把枪的制作成本几十块钱，市场300至500元左右。随便问老百姓，大家都知道的。”马社长说。
随着要枪的人要求越来越高，化隆县德恒隆、群科、牙什尕等乡镇的老百姓制枪的工艺不断提升，常见的制枪工具：电焊机、电钻、砂轮、钢锯、大小钢锉、铁皮、弹簧等也已经取代了“一把锉刀”的历史，采购的枪支配件也越来越好，造枪的技术在不断提升。一位化隆人告诉记者，“这里的人现在不仅能做精准度高的单管，还能做双管的枪支，两种不同型号的子弹都能用。”“化隆造”的价格因此越来越高，一般一支没有几千块拿不了货。
2005年9月3日，海东地区公安局群科分局在化隆县甘都镇贡什加村捣毁一制枪窝点，警方从地窖中当场缴获制枪工具378件、枪支零部件83件。
造枪可以赚钱，但老百姓还是明白不能明目张胆地干。造枪的成员大多是以父子、叔侄、兄弟等血缘或姻亲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家族模式，造枪的地点大都选择自家的地窖中进行。
地窖实际上是村民储存洋芋、水果、萝卜、白菜的地方，“枪民”便将造枪常用的工具：老虎钳、电焊机等搬进这个地方，地窖因此成为了造枪的“临时工厂”。
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有的枪民把地窖设在前院与后院的墙角隐蔽处，两个出口，进退皆方便；有的“枪民”在地窖中甚至挖了通往别处的地道；有的地窖里安了电灯，开关则设在外面，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来“串门”，外面的人只要拉下电灯开关，里面立刻就一片漆黑，停止工作，“枪民”则沿着事先挖好的地道逃跑。
有的“枪民”还在院中地窖口养上狗，一旦有异动，狗发出叫声后，地窖中的人立即停工逃跑准备。2007年8月6日，记者在德恒隆乡牙曲滩采访时发现，这里很多村民家都养有狗，人未到狗声已经响起。当然，这并不是说牙曲滩养狗的村民就是造枪的“枪民”。
除了在自家地窖设置不少“安全”措施，枪民还在村内村外设置了躲避打击的“防线”，化隆县公安局一警官称，“枪民”们在进村必经之路上撒上铁钉、碎酒瓶或者铺上厚厚的稻草做成“路障”以阻碍公安机关车辆的进入，当警察历经“艰险”进到村里时，“枪民”们早已无影无踪。
不过警方也有自己的办法，在当地，普通村民每月用电很少，而造枪则需使用一些大功率电器，警方利用此点，探查用电反常家庭，成为打击手段之一。

江湖小Q

化隆造很牛呀,世面上的黑枪,十有八九都是化隆造!
贫穷真的是罪恶的根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