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中国人的释梦

lanaxie

超越画谜游戏超越画谜游戏？
                      ----精神分析与中国人的释梦

作者：丹尼  诺布斯（Dany Nobus）
翻译：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


摘要----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治疗的中心轴。弗洛伊德认为，分析师需要将显梦视为一种图形，就象画谜一样，并且不要被其视觉的表象所误导。弗洛伊德还将梦与远古的表达方式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中文作为一种书写系统最接近于梦的成分。利用弗洛伊德的比喻和中文的语言学上的特点，本文将探讨弗洛伊德对显梦的描述，是否在西方的字母书写系统之外也一样有效。我举几个《玉匣记》〉里古代中国人释梦的例子，以及当代中文的语义-语音符号系统，来证明中国人的梦是用表意文字代替了画谜，而且这些表意文字更多地使用语义的而非语音的联系方式。所以，中国人的梦的成分会极大地不同于西方人的梦，释梦的过程也应该与弗洛伊德提倡的方式相反：从语音体系到单字，从发音到字意。
精神分析的诞生，是与1899年弗洛伊德的《释梦》的出版联系在一起的。弗洛伊德在1896年就介绍了“精神分析”这一术语，在《释梦》中，他第一次严格而系统地阐述了它的主要原则，还同时提供了他对梦的现象的新的见解。与他的前辈----他们要么认为梦是表面的、毫无意义的副产品，要么认为梦是给做梦者关于其命运的神喻----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证明，所有的梦都可以被看作是做梦者醒时的被压制的潜意识愿望的满足。由无数图像组成的显梦（做梦者梦到了什么）是一系列潜在思想的伪装的表达。弗洛伊德认为，梦的隐藏的意义可以通过特殊的分析技术加以揭示，这一技术可以解开梦的工作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弗洛伊德深深地为科学界接受他的工作的方式感到不快。他一直相信那些发现的革命性意义。为了支持精神分析师对他的宝贵的梦的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他在1909年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句著名的话：对梦的解释是理解心灵的潜意识活动的阳光大道。
由于《释梦》对精神分析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和梦在临床精神分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专业人员和精神分析师都可以从中找到梦的特征和功能的意义。所以并非出于偶然，在近期为精神分析寻找科学的地位中----自然的、人类的和社会的，不仅仅是在艺术和人类学中----，重点已经放在它对梦、相关的视象和现实与意识的研究的贡献上。精神分析的尖锐批评者把他们的重点放在弗洛伊德梦的理论或者说是梦的方法上，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梦或许是通向潜意识的阳光大道，但这一阳光大道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的解释才得以畅通。所以潜意识的揭示有赖于精神分析的解释。一些作者(Kitcher 1992, Welsh 1994, Gruenbaum 1995)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证明，弗洛伊德建议的解释技术是自洽的，《释梦》可以被当作哥特式的小说来读。
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假如有方法的话----不能够与他把梦的概念当成一个解释的客体分开。的确，弗洛伊德批评了“象征性的释梦和解码式的释梦”----两种流行的解梦技术----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对梦的意义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在象征性的解释中，梦的内容被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神秘的信息在被置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系时（经常预示着未来）变得清晰了。弗洛伊德列举了《创世纪》四十一节中法老的被约瑟夫和雅各布的儿子分析过的两个梦。法老告诉约瑟夫，他显梦到了七头肥硕的、健康的雌牛，被后面跟着的七头瘦小的、病弱的雌牛吃掉了，接着有七粒饱满而健康的穗被七粒干瘪和枯萎的穗吞食掉了。约瑟夫回答说：“法老的梦是一个整体；上帝告诉法老他将怎么做。七头雌牛是七年；七粒好穗是七年：梦是一个整体…”（圣经51）。除了这种传统的把梦的内容解释成一个象征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方法以外，弗洛伊德还对所谓的“解码方法”持有异议，这一方法把梦的内容分解成一系列符号，每一个符号都有一个特定的解答。这种方法是许多流行解梦书记的基础，他忽略了梦的整体性和做梦者的特殊性。与象征性释梦相比较，他的寓言式的解梦形式在梦的内容混乱和繁杂的时候便难以为继，解码方法显得特别适合混乱的梦，因为“揭示的工作不是针对整个的梦，而是分别针对梦的每一个部分”。此外，弗洛伊德对解码操作持高度怀疑的态度，因为不能肯定特定的解答是可靠的。我们在此也许可以认为，象征的和解码的方法都是将梦作为一个整体，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前者的整体是整个的梦，后者的整体是梦的各组成成分之和。

对弗洛伊德来说，梦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现象。梦作为整体，以及其本质的特征，都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元素，这些元素的意义是明确的、普遍的和可证明的。为了挑战这些信念，弗洛伊德在《释梦》的第六章开始，总结了他自己的立场，由于其极大的重要性，有必要在此详尽地引用：

梦的思想和梦的内容对我们来说象同一个主题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梦的内容象是梦的思想变成了另外一种表达形式的抄本，通过比较原件和译文发现它的特点和造句规则，是我们的职责。一旦我们意识到梦的思想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立即理解它们。从另一方面来说，梦的内容就象一张图稿，它的特征必须逐个地被转换成梦的思想的语言。如果我们试图根据它们的图像意义而不是它们的象征性关系来阅读这些特征，那我们显然会被误导。假如有一幅画谜在我面前…我们只有在忽略了它的整体和它的部分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者说，我们试图用单个的音节和字以某种方式来代替那些独立的元素…梦就是这样一种画谜…

在这段话中，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弗洛伊德坚信，显梦的内容，也就是梦给做梦者所展现的东西，对释梦者来说是一个问题，尽管潜在的梦的思想可以被“立即理解”。这一陈述便与象征的和解码的操作完全相反。在这里，大师级的释梦者立即知道，梦的意义是什么，而没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创世纪》四十一节中，法老的梦在约瑟夫的超凡灵感之下变得完全透明了，这仅仅是因为法老愿意接受约瑟夫对上帝的信任，接受关于七个繁荣年和七个灾年的预言。在弗洛伊德看来，依照约瑟夫的模式，不管他接受了多么广泛的精神分析训练，也不管他是否觉得自己有灵感，不可能成为释梦的专家，
显梦的内容是一个难以猜测的谜语，它需要分析师很大的耐心和慎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他们的早期经验之上建立起精确的推论。
第二，在上面的引文中，弗洛伊德的用词充分显示，他把梦当成一个语言学的现象：显梦和潜在的梦的思想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显梦是梦的潜在的思想翻译出来的，梦的内容是由依据特殊造句规则排列的字符所组成，等等。尽管对一些读者来说，弗洛伊德在《释梦》中只不过做了一些类推而已，梦的语言学的精密机制是被拉康在五十年代早期作为重点提了出来。在其著名的《罗马话语》中，拉康提醒大家注意，弗洛伊德把梦描述为被翻译连接起来的两种语言所组成的一个系统，这首先是为了证明，人类的心理功能是怎样被寓言的象征性结构侵入和组织的，如此重要的思想，却经常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忽略了。除此以外，拉康还使用弗洛伊德对梦的象征性的注释----那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学》和《玩笑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的片断----来证明：如果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不再把方向调整到语言和文字上面来，那他们就是在背叛他们自己。换句话说，如果精神分析否认弗洛伊德描绘的人类精神的象征性基础，如果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的取向是对行为、情感、表达和态度的治疗而超越了语言的框架，那就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第三，我认为上述引文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将梦的内容描绘成一种象形文字，一种画谜，一系列不应依据其画面而应依据其象征性关系来解读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主张是对先前陈述的说明，因为弗洛伊德认为，梦的语言不会通过说话而会通过文字来表达。与其说梦是说话的产品，还不如说是由词语构成的文章。此外，弗洛伊德指出，梦的原本不会遵守字母书写系统的规则，而会看上去象画谜，所以原文不会被立即读懂，只有通过谨慎的解读技术，并遵守特定的解码规则，才能发现其意义。
梦的思想转化为图稿，或者说转化为书写系统，这些现象是弗洛伊德为之着迷，1910年中期，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他再次从这一点入手讨论了梦的工作。在第十一次演讲中，弗洛伊德证明，梦的思想变为视觉形象是梦的工作的“心理学上的最有趣的”成就，当然也是执行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任务：

我们假设你必须把报纸上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换成一系列的图画。所以你应该将字母书写变成图形书写…但你想表达抽象词汇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开始了，所有这些言语都会表达各种思想之间的关系…在处理抽象词汇时，你可以使自己从众多可能的图形中挑选一个…当你表达占有[Bisitzen]时，你可以真实地将身体坐在所占有的客体之上[Daraufsitzen]，这时你会很高兴。梦的工作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为了表达反映思想之间的联系的那一部分言语…你的处置不会获得类似的帮助…假如有某种方式的暗示，通过图像的微妙细节就可以得到表达，你会感到高兴。

假如视觉图像只能极度模糊和暧昧地表达抽象的意义----坐在一个客体之上可以形象地表示“占有”，但也可以表示“占领”、“被先占”、“合并”、“要求”，等等----对梦的分析性的解释，是从视觉形象返回到思想，显得需要相当的武断和完全不可靠的计划。假如一种视觉图像对应着多个抽象的关系，那有谁敢保证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呢？分析师怎样才能避免他对梦的解读不仅仅是他希望如此呢？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的最后一章谈到了这个问题，标题是“不确定性和批判”。他重新做了他在《释梦》中所做过的比较，他将梦等同于古老的表达系统，如闪族人的文字、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他为中文保留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中文的单音节结构、未成熟的语法和缺乏词尾变化，与显梦有一些相似。弗洛伊德承认他不懂一个中国字，他只是想发现一些中文与梦的视觉表象的相同之处。由于中文显得特别象梦的书写模式，他的书写的不确定性却没有造成太大的混乱，所以结论是：梦的解释的武断性并没有批评者设想的那么多。
弗洛伊德对梦和中文的比较肯定是值得继续的，仅仅是因为很少有精神分析师研究这一主题，使弗洛伊德的描述留下了太多的疑问。假如弗洛伊德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梦的工作会借助于一种古老的、非字母的书写系统的原则，来将梦的思想转换为显梦呢？如果梦的内容不是可以理解的----如弗洛伊德所说----这让人联想到字符的内容和关系，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梦也是不可理解的呢？中国人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梦呢？是跟西方人一样吗？如果梦的表达类似于中文，那我们是否需要让每一个受训者将学习中文作为他的培训课程的一部分？拉康在七十年代早期决定学习中文，这是否有着比好奇心更为深刻的动机呢？
我不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部分是因为我不是汉学家，部分是因为作为一个临床医师我没有机会深入理解中国人的梦。而且，在专业文献的少数精神分析师报道的中国人的案例中，梦也被完全忽略了，或者说它们的语言特征被忽略了。戴斌汉(Dai
Bingham的音译)，一位三十年代在苏力文和索尔那里受过训的中国精神病学家，曾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化与精神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但没有对梦的价值给予足够的注意，而主要是采用五十年代跨文化精神病学兴起之后所普及的社会精神病学的立场。近年来直接来自中国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报道也没有提及梦，唯一的梦的临床应用的中文说明又没有提到精神分析。西方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将他们的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状况与以下因素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的理念传播太慢、精神卫生工作的一般管理、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兴衰、精神分析对中国人的适用性，但却忽略对梦的研究和梦与中文的关系。

lanaxie

由于材料的缺乏和我个人知识与经验的局限，我将仅仅根据一般的参考书目和有关中文的第二手资料来建构我的论点。对中国人的梦，我将看一看《玉匣记》里的一些梦，是莫兰特为一位精神分析爱好者翻译的法文译本。相对于我的知识而言，这个译本的问题是非英文的，我无法对他的翻译做出评价，但是，因为它是发表在法文的精神分析杂志上，所以对许多精神分析师来说比读原文更容易理解一些。我希望其它更了解中国文字和文化、有更多的临床经验的专家能够弥补我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不同于现代欧洲、阿拉伯和希伯莱文字，中文是非字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文的表达是完全语义的方式。象其它高度发展的书写系统一样，中文整合了语标的（表意的、语义的）和表声的（语音的、声学的）符号。如果中文只是遵循语标的原则，那么从技术上来说，人们即使不懂得各自的方言，也能够中国文字互相理解，因为此时意义不是通过声音传递的。一些作者仍然相信，中文书写是语标式的，但另一些研究者如弗朗西斯却收集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现代中文整合了语标的和表声的元素。除了非字母形式外，中文还有一种联合形式，即一部分符号表达全部意义，另一部分指示发音，这很象欧洲的书写系统如英语、法语和德语。除了非字母的形式以外，中文与欧洲语言的区别并不是前者是语标的而后者是表意的，而是在于中文有更多的语义和语音符号的变化。中文比英文多很多语义符号，英文比中文多一些语音符号而少一些语义成分。
在历史的进程中，中文书写的语义—语音特征的比例发生了改变。在古代中国，例如在商朝（公元前1400—1200），那时的象形文字占有极大优势。所以从辞源学的角度来看，中文是从更为语义性的系统发展成了语义—语音整合的系统。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表意文字在表达抽象意义时有困难，这恰恰是弗洛伊德在讨论梦的工作时所面临的问题。最初中文是依赖----即使不是完全地但也是主要地----视觉的符号，这样的符号在现代中文里也还可以找到一些，如雨、山、日、月和树。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指出的，在抽象的意义、关系和较少有视觉表象的东西需要表达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中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用两个已知的象形符号组成一个新的“表意文字”，或者混合象征性的特征。这一原则的经典的例子是“明”，它是两个象形文字“日”和“月”组合在一起。另外两个不太明显的例子是“好”和“字”。“好”是“女人”和“男孩”两个象形文字组成的，意思是对于中国男人来说，生命中最好的事情是同时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字”是由“儿子”和“屋顶”组成，这似乎意味着，只有享受了富裕的、受保护的童年，远离被强迫劳动的精神困境的人才能成为字典编撰者。
另外两个例子非常有趣，因为他对弗洛伊德的梦如何表达“占有”的例子提出了挑战。弗洛伊德认为，“占有”的抽象意义在显梦里可以通过“身体坐在一个客体之上来表达”。如果弗洛伊德的说明真的表示了梦的工作，我们还是不能明白其语音学上表达的客体和被表达的客体之间的联系，至少在德语中是如此。换句话说，在弗洛伊德的例子中，在概念的声音表达和声音与意义的联系上，抽象的思想变成具体的形象是更容易一些了。也许有人想知道，一个说英语的人的梦里会不会出现同样的形象，因为在英语中POSSESSION，SITTING ON，SITTING DOWN没有语音上的联系。中文的“好”和“字”之间也没有语音上的联系。象形文字“子”的发音是ZI，“女人”的发音是NU。但是，当两个字组成一个象形文字时“好”时，“好”即不念做ZI，也不念做NU，而是念做HAO。象形文字与组成它的两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完全由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沉淀到字符中的思想，并不是经过可以言说的语音途径，而仅存于思想的范围之中。让我们看一看梦及其解释，在中文里，语音对抽象意义的表达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是表意文字在表达抽象的意义，这暗示着对“中国人的梦”的解释----这与西方人的梦的表现形式的原则是一致的----这并不有利于阐明声音和读法之间的语音学上的联系。不是声音信号的元素，而是语义决定了某一特定表意符号的出现。
除了象形和表意符号之外，中文还有所谓的形声字，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象形符号和发音符号。第一种符号表达了两种或多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或者说它们是同音字。如“象”，发音都是XIANG，却可以分别是“图像”和“大象”的意思。同样地，“卖”和“麦”也是同音字。一般说来，现代欧洲语言丧失了这种发音（同音字）和字形（同形字）的联系，而且，其原则回到了画谜似的难题中，并被证明可以减少字符数，在通过现代移动通讯网传输文本信息时还可以节约线路的空间。经典的英语的画迷符号是一只眼睛（EYE），它的发音是第一人称“我”(I)。在一个结构好的文本信息中，一个移动通讯的使用者会同时使用字母和数字来代替整个单词：如用U代表YOU，用2代表TOO。
如果不挑剔中文的画迷特点的精确性，那么语音符号比同形异义字符更接近西方人对画谜的理解。因为这类符号呈现的是单音节字和表音符号，这恰好是西方画谜的基础。中文里形声字的例子是“妈”，发音是MA，这个字是由女（发音是NU）和马（发音是MA）组成的，跟猜测的相反，“妈”不是一个表意的文字。或者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认为妈是一匹雌马。在“妈”字中，“马”只有发音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语音部分给阅读者明确指出了“妈”的发音，但“妈”的发音与“马”的发音是不完全一样的。事实上，在形声字中，发音部分比象形部分更有意义。尽管有900个不同的发音，对中文的阅读者来说，知道一个字怎么发音仍然比明白它的意义要容易得多。当然对学习和阅读字母语言如英语也是如此。难道读出一个英语单词不比知道它的意义更容易吗？
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中文的形声字比同形异义字更接近于西方的画谜。西方的包含象形符号，用以表达音素或者直接表达字母和单词。一个好的画谜不仅可以用一只眼睛表达第一人称，而且同一发音还出现在“WHY”、“CRY”、“LIE”中。在这些例子里，画谜的设计者组合了语义元素和语音元素如W、CR、L等。他们还可以设计更多的狡诈的形状，如让多个语音符号包围着一个象形符号，用以书写如MIGHTY、BEHIND等字。考虑到现代中文的形声字与西方画谜的相同之处，我们可以感觉到中文是一种画谜文字。当然，只有在形声结合时这种判断才会成立。在西方的画谜中，语义的表达和语音的表达是一样精确的，然而在中文的形声字中，语义文字的发音完全被语音部分所取代。与西方的画谜相反，在中文的形声字中，表形部分在整个字的意义中是起作用的。在我们的经典画谜中，眼睛的象形文字与“看”或者“视觉”没有联系。而大多数中文象形文字的表意部分也影响整个单词的意义。中文的阅读者如果在一个象形文字中发现水字旁，那不管它的发音是什么，它都可能与潮湿、河流或者洒水等有关系。因此猜画谜在中国比在西方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应该记住，在漫长的岁月中，中文是如何演变成表意的、表音的和形声的系统的，以及弗洛伊德的假设，显梦的内容作为一种书写系统类似于画谜，所以研究中国人如何接近和解释他们的梦的语音上的结构是很有意义的。我将对莫兰特翻译的《玉匣记》关于梦的章节中的惊人的例子做一些注解。该书是公元三世纪的一本哲学与科学著作，概括针对了广泛的题材的各种观点。第二章是关于梦的章节，其中有关于预示未来的梦的例子，下面是其中一个：在公爵还是一个护路人时，他梦见追赶一头羊，并扯掉了羊的角和尾巴。谭洛解释说：“没有角和尾巴的羊，就是王。”后来他的确成了国王，印证了这一预言。同一章节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宋朝的皇帝病了。有一天晚上他梦见河干枯了，他看见王子变成了一个龙的形象，如果河干枯了，龙就没有地方居住了，他很悲伤。然后他问他的大臣，大臣回答说：陛下，河没有水就是可字，这表明陛下的病可治了。”陛下很高兴，并且很快就康复了。还有一个例子：一个考生在考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给了他一片狗肉。他很不高兴，他的梦是这样被解释的：狗就是犬，犬是“状”元的“状”的一半，“一片”是“状”的另外一半，所以肯定可以考上状元。他的确是考上了。
我的业余水平的中文知识无法评价这些语音学上的推论，也不可能确定这些例子是否可以代表中国人的释梦方式，或者是否只能代表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不必是一个中文专家就可以观察到，中国的释梦者不需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知道梦的内容是一种文本，梦的解释只有通过书写的文字才能过实现，对梦的解释应该逐字进行。以上的例子都显示，中国人不靠语音学上的联想来释梦。就我所知，把宋朝皇帝的梦解释为“可治愈”并没有利用梦中的语音学的资源。这类似于弗洛伊德推论的，梦是如何表达“占有”的。
让我们进一步分辨古代中国人和弗洛伊德释梦的区别，看一看以下的思考试验。假设一个人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又变成了小孩，为了躲避别的小孩的攻击，她躲到了一个棚子下面。根据弗洛伊德的原则，理解这一焦虑的梦的意义的重要线索，存在于女孩为了躲避攻击者而躲在棚子下这一图像情景之外，而在棚这个字的发音之中，棚与BARNEY、BAR、BARRING、BARRED等发音相似。在中国人的释梦中，显梦的内容大约被巧妙地呈现为两个字符。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两个独立的符号的组合：一个是小孩，另一个是屋顶/掩蔽所/棚，两者组成一个新的混合物，即“字”（见上）。然而，弗洛伊德学派的释梦者会分析语音，完全遵照画谜原则，古代中国人的释梦则直接指向声音后面的文字。
对于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释和中文书写特点的关系，我们该做出什么结论呢？为了既满足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欲望，又逃避超我的审查，西方人的梦要求我们相信，在显梦和梦的隐藏的思想之间，有着富有意义的联系。如弗洛伊德所说，不必去理解显梦的意义，显梦的作用是误导一切潜在的释梦者，当然也包括做梦者本人。假如弗洛伊德的例子，“坐在一个对象”上表示“占有”是对的，释梦者就不会错误地把梦的图像理解为梦的思想。的确，他或她应该把图像置于语音的意义之中，使语音在图像之上得以解放。假如梦真的是一种书写形时，释梦者就应该忽略它的书写形式而重视它的发音。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种拥有非字母书写系统的文化与一种拥有字母书写系统的文化将思想转化为梦的形式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同意，显梦是一种欺诈，以及梦的一般工作就是欺骗，那么这一欺骗性的大小在由形声字组成的文字中表现是不一样的。因为现代欧洲语言中有许多语音成分，所以显梦会选择语义的表达，释梦也就必须注重图像。在一个有更多的表意字的书写系统中，如中文中，欺骗会用相反的方式，即朝语音方向，解释应该是重建图像后面的图像，语音后面的语音。
正如我先前所说，中文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它也有画谜和大量的形声字，后者与西方的画谜没有多大区别，因为画谜也是形声两部分组成，只有通过对语义部分的语音特点的理解才能猜出它。但中文的形声字是用于日常表达的，在西方的书写系统中，画谜并没有扮演中心角色。在中文里，在画谜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梦的工作就更加难以理解了，这就象把画谜还原成了更加“原始”的表达，如表意文字。因为这些表意文字在中国历史中，在思想与信念之上得到了发展，比语音联想更优越的是，在显梦之内，语音原则能够得以再利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释梦者或者说在对中国人释梦时需要去理解语音后面的形象的意义，形象之后的形象，和声音之后的含义。
如果我的主张是正确的，分析家也许会感到，如果他没有中国的咨客，那他就没有必要把学习中文当成他的职业训练的一部分。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告诫许多的分析师，他们仍然在象对待中国咨客一样为他们的西方咨客释梦，所以对他们来说学习中文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中国式的释梦可能导致的危险。


参考书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