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心语

zhangyafeng5591

我的信念
　　　
作者：玛丽·居里
　　
　　玛丽·居里（1867——1934），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生于华沙。1891年进巴黎大学深造，1893年参加李普曼实验室工作。1895年与比埃尔·居里结婚。夫妇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1898年发现外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1906年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03年，她与居里、贝可勒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著有《同位素及其组成》、《论放射性》等。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50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记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坐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比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分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的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怀念比埃尔
　　　
作者：玛丽·居里
　　……比埃尔，我的比埃尔，你躺在那里，头包扎着，像一个睡着休息的可怜的受伤的人一样地平静。你的脸色很温和而且从容，依然是你，沉浸于不能再醒来的酣梦中。你的唇，从前我说是贪婪的，现在完全苍白，毫无血色。你的小胡须是灰色的。你的头发差不多看不见，因为伤痕正由发际起；额上右边露出碎了的骨头。唉！你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你流了多少血！你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我常常用手抚摩的那个可怜的头，它受了多么可怕的打击啊！我吻你的眼皮，记得你总是阖上眼睛，用我熟识的姿势抬起你的头，让我吻它……
　　……我们在星期六早晨装殓了你，抬你进棺材的时候，我捧着你的头。我们末一次吻了你那冰冷的脸，然后在棺材里放了一些花园里的长春花，还放了一张我的像片，就是你叫作“很聪明的小学生”而且很喜爱的那一张，它必须陪你进坟墓，因为上面的那个女子很幸福地能使你很喜欢她，你虽然只见过她几次，就毫不迟疑地请求她与你共同生活。你常对我说，你一生中只这一次作事没有迟疑，完全自信做得对。我的比埃尔，我也相信你没有做错，我们生来就须一起生活，我们必须结合。
　　你的棺材已经盖上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不许他们用那可怕的黑布罩上它，我用花把它盖起来，并且坐在旁边。
　　……人们来抬你，一些悲痛的帮助者，我看着他们，没有和他们说话。我们把你送回梭镇，看着你下到那个深深的大洞里去。然后就是人们庄严地列队走过；有人要把我们送走，雅克和我都不肯，我们要看着诸事办妥。他们填满墓穴，放上花束，诸事完毕，比埃尔在地下长眠，而一切，一切，一切都完了……
　　……比埃尔，你死后的那个星期日早晨，我同雅克到实验室去了，这是你死后我第一次去。我试着为你和我已经每人作出几点的那个弧线作测量，但是我觉得作不下去。
　　在路上，我像是受了催眠术一样地走着，什么都不注意。我不自己结果自己，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但是那些车辆之中，难道没有一辆使我也遭到我所爱的人的命运么？
　　我的比埃尔，他们叫我作你的继任者，继续讲授你的课程，并且指导你的实验室。我已经答应了，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你常对我说你愿意我到索尔本去讲课，而我至少愿意努力继续你的工作。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这样我比较容易活下去，而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承担这个工作简直是发疯。
　　我的比埃尔，我无止境地想着你，这些想念快要胀裂我的头，而且我的理智是纷乱的。我弄不清楚我今后是否要这样活下去，不能看见你，不能向我的生活中的甜蜜伴侣微笑。
　　两天以来，树木都发了叶子，花园很美丽。今天早晨我在那里看着孩子们，我想你会觉得她们很美，而且你会呼唤我，指给我看那些开着花的长春花和水仙。昨天在墓地里，我不能了解刻在石头上的‘比埃尔·居里’这几个字的意义。乡村的美使我难过，我放下面纱，隔着严纱看所有的东西……
　　我的比埃尔，我睡得很好，起来时比较平静。这不过是一刻钟以前的事，而现在我又要像野兽一样地号叫了。
　　我的比埃尔，我想告诉你，金链花正在盛开，藤萝花、山楂花、蝴蝶花含苞初放——这些花都是你喜爱的。
　　我也想告诉你，我已经被聘继任你的讲座，而且居然有一些呆子向我称贺。
　　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已不再喜欢日光和花木，它们使我觉得痛苦。像你去世那天的阴暗天气，我倒觉得好些，而我之所以还不会憎恨好天气，乃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需要它。
　　我整天在实验室工作，我只得如此：因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觉得好一点。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我高兴，或许科学工作可以——不，还是不能，因为假如我在这上面成了功，而想到你不能知道，我还是受不了。
　　一切都是阴郁的。生活上的忧虑，甚至于不容我平静地去想我的比埃尔。





悼念玛丽·居里
　　　
作者：爱因斯坦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zhangyafeng5591

我的信仰
　　　
作者：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物理学家。生于符腾堡乌尔姆。早年取得瑞士国籍，1913年重新获得德国国籍，1933年迁居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籍。190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9年起历任苏黎世大学等校教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为反抗纳粹，建议并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推广为广义相对论。还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论。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相对论的意义》等。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向，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
　　　
作者：爱因斯坦
　　
　　在纪念的日子里，通常需要回顾一下过去，尤其是要怀念一下那些由于发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荣誉的人们。这种对于我们先辈的纪念仪式确实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对过去最美好事物的纪念，必定会鼓励今天善良的人们去勇敢奋斗。但这种怀念应当由从小生长在这个国家并熟悉它的过去的人来做，而不应当把这种任务交给一个像吉卜赛人那样到处流浪并且从各式各样的国家里收集了他的经验的人。
　　这样，剩下来我能讲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间和时间条件的、但同教育事业的过去和将来都始终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这一尝试时，我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各时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们都已讨论过教育这一问题，并且无疑已清楚地反复讲明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基础。那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而有胆量来发表这些意见呢？如果这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就因为这样一些考虑而不想讲话了。
　　但是对于能动的人类的事务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它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我就愿意为这工作而努力。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一代的最重要机构。同过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这样。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承担者，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问题。就我所能作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最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来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讲道理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多谈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绝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来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初入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便是如此，大学毕业写博士论文也是如此，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而反过来，计划的实现也使它增长和加强。这里有极大的差别，对学校的教育价值关系极大。同样工作的动力，可以是恐怖和强制，追求威信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和好奇心，只是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教育影响可以有很大差别，这要看推动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对苦痛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没有影响。
　　我以为对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伤害了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的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只允许教师使用尽可能少的强制手段，这样教师的德和才就将成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项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状态，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注意防止为了引导学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种会造成个人好胜心的简单化的方法。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的这种破坏性经济竞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一个蚁垤里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竞争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人们必须防止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人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是从他的贡献来看，而不应当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结果中的乐趣，以及对这些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富——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启发这种创造性的心理才能，当然不像使用强力或者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容易，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有价值。关键在发展于孩子们对游戏的天真爱好和获得他人赞许的天真愿望，引导他们为了社会的需要参与到重要的领域中去。这种教育的主要基础是这样一种愿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动能力和人们的谢意。如果学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胜利完成了任务，它就会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学校规定的课业就会被他们当作礼物来领受。我知道有些儿童就对在学时间比对假期还要喜爱。
　　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行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能在学校中养成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正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个人永远健康一样，万应灵丹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有某些必要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首先，教师应当在这样的学校成长起来。其次，在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应当给教师很大的自由。因为强制和外界压力无疑也会扼杀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所感到的乐趣。
　　如果你们一直在专心听我的想法，那么有件事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详细讲到的是，我认为应当以什么精神教导青少年。但我既未讲到课程设置，也未讲到教学方法。譬如说究竟应当以语文为主，还是以科学的专业教育为主？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照我看来，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过体操和远足活动训练了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后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脑力上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技能的锻炼也类似这样。因此，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就是这个原因，我对于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着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争论，一点也不急于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把学校看作应当直接传授专门知识和在以后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种观点。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作为死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这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也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学生所要从事的是完全确定的专业。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讲的，虽然多少带有点绝对肯定的口气，其实，我并没有想要求它比个人的意见具有更多的意义。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除了在他做学生和教师时积累起来的个人的经验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做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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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教学40年
　　　
作者：杨振宁


       杨振宁（1922——），美国华裔物理学家。生于中国合肥。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63年起任库兰特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1966年起任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字称不守恒原理，并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




　　启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40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6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相片1是我10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相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相片3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5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5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5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相片4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3O多年以后，在1960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相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老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相片5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1929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相片6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相片31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4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1938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进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相片11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4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相片12是一些教室。相片13是大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80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80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4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1941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4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相片47是吴先生和我1982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一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71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与风格
　　1944年至1945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1945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3个月，等到了U．S．S．General Stewart上的空位。这种船叫Liberty 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4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
　　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整天说英语的人。我还清楚记得，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到了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到60年代美国讲“脏话”运动发生以后，我才懂得从前听见是些什么话。
　　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特别佩服的三位是爱因斯坦（Einstein）、费密（Fermi）和狄拉克（Dirac）。他们都是20世纪的大物理学家。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风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这精神通过很简单但深入的想法，用数学方式表示出来。他们的文章是单刀直入，正中要害的。我比较不能欣赏海森堡（Heisenberg）的风格。海森堡是20世纪的一位大物理学家。他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可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能引起我的共鸣的。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大家知道每一个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会以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什么叫做风格？要讨论这一点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曾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1945年11月我到美国。在纽约上岸。花了两天买了西服、大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密。费密不但在基本物理上有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主持造世界第一个原子堆的人。因为这是战时工作，所以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费密“失踪”了。可是我知道他失踪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到该校去问费密教授什么时候上课。使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费密的人。
　　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去看我的一位老师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那时正在美国访问。张先生告诉我，费密打仗期间曾在洛斯阿拉漠斯（hos Alamos），听说他已经决定要到芝加哥去当教授。这就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道理。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我跟费密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课以外，还开了一门特别的课，讲授特别选出来的题目。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接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Tellr）教授。大家知道，他后来被称为“氢气弹之父”。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90％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10％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刚才我和大家提过，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现，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经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一些最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很高兴的是，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做实验的经验
　　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深深感觉到，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当时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我本来计划跟费密做实验。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阿尔罔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而那时费密的实验室在阿尔罔，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费密介绍我到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
　　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实验室的18至20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到我动手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在做了18个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实验不太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那个题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1948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1949年春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原子弹的工作。1947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所长。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济济。他来芝大演讲后，我去找泰勒及费密，说我希望到该研究所去做研究。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都替我写了。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去。然后，费密对我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费密的，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里头。他说，我应该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来。
　　1949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20位教授，都是知名学者。研究方向有数学、理论物理和历史。最有名的学者，当然是爱因斯坦。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1949年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每天仍然到办公室去。我们年轻人不大愿意去攀谈，因为怕给他麻烦。有一天，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的。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电磁学，一个是统计力学。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他找我去谈了不少时候。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1950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date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d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访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在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MillS），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Toll）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66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17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1967年、1969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我最早认识他，是1960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1966年到1973年这7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1973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访问中国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7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26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7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回顾
　　1982年9月我60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17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回想一下，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继续献身现代科学
　　　
作者：杨振宁
　　
　　
　　陛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卡尔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
　　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对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1957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
　　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集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1900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于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了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
　　那场战争于1901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五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十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二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尔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zhangyafeng5591

忠实于自己

池田大作


　　据说当代是"饱食时代"和"空闲时代"，又是"颓废的时代"和"欺诈的时代"，同时又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代"。现实的确如此，到处弥漫着放纵的时髦风气。
　　每个人的生活态度自有所不同，我想这也未尝不可。但是，一想到要无所作为地度过这漫长人生，就使人感到无比的空虚无聊。
　　《涅?经》说："人命之不息，过于山水。今日虽存而明日难知。"
　　这就是说，人类生命流逝的速度，比滔滔而下的山溪更为迅速，转眼之间就消逝了。今天虽然平安，可谁也无法保证明日的安定。《摩耶经》中有一节谈到，人生的旅程就是"步步近死地"。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接近死亡，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法华经》中也有一段名言："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充满众苦，甚可畏怖。"简单地说，所谓"三界"便是凡夫所居之现实世界，它就像失了火的房子，烦恼在里面熊熊燃烧，充满了各种苦难。正如经文所说，人生的确离不开烦恼。子女、家庭、工作等等，仔细想来，可说一切都充满了烦恼。
　　人生被这种无常而痛苦的烦恼所束缚、所玷污，如何使人转向不变的"常乐我净"的幸福状态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从人生的悲观主义中解脱出来呢?怎样才能确立正确的法则和人生观，依靠坚韧的乐观主义生活下去呢?
　　这个"弃暗投明"的转变正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我之所以立足于悠久的生命观，走上信奉佛法的道路，理由也就在此。从无常的世界向永恒世界的转换，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孜孜研究的课题。
　　小林秀雄先生在《莫扎特》一书中写道：
　　"对强韧的精神而言，恶劣的环境也是实在的环境，既不缺什么，也不少什么。""生命力中有一种能力，能将外在的偶然看做内在的必然。这种思想是宗教式的，但它并不是空想。"
　　这便是和环境搏斗，并战而胜之的人类能力；是精神的力量，能将外在的偶然性看做内在的必然性。这种无限的力量就蕴藏在自己生命之中，本人能切实感受并加以发挥，而真正的人生之路就在其中。
　　这样努力下去，不为任何环境所屈，总是忠实于自己，发展自己，于是便奏响了人生的凯歌。
　　佛法中有所谓"梅樱桃李"的命题。
　　比如梅花，于春光初见之时，首先开出高雅的花朵；然后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它也尽显风姿；桃花、李花也都各领风骚。同样，人也应当让自己的生命开出美丽的花朵，不，生命内部本身就有催开绚丽鲜花的神力。
　　那么，带来这种神力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便是对自身"使命"与"责任"的深刻觉悟。某些人以根本的"法则"为基准，始终坚持一定的生活道路，即将使命和责任视为非我莫属的。这样的人就会不断开拓自己的生命，就和梅、樱一样，迟早会开出灿烂的鲜花，散发出阵阵清香。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作用，并为此感到骄傲、满足和充实。
　　不管是哪种人，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生于世上的极其宝贵的人。这种使命并不体现于外部相对立的世界中，而体现在与自己搏斗、战胜自己、贯彻自己信念之时。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生命现象的表象，是自己生命的反映，人决不为外界而活着。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说："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下去。"这句话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千钧的分量，指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

zhangyafeng5591

最美好的时刻

格拉迪·贝尔


　　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一段最美好的时刻。
　　记得我的这一时刻出现在八岁那一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我突然醒了，睁开眼睛，看见屋子里洒满了月光，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梨花和忍冬树丛发出的清香。
　　我下了床，踮着脚轻轻地走出屋子，随手关上了门，母亲正坐在门廊的石阶上，她抬起头，看见了我，笑了笑，一只手拉我挨着她坐下，另一只手就势把我揽在怀里。整个乡村万籁俱寂，临近的屋子都熄了灯，月光是那么明亮。远处，大约一英里外的那片树林，黑压压地呈现在眼前。那只看门狗在草坪上向我们跑来，舒服地躺在我们脚下，伸展了一下身子，把头枕在母亲外衣的下襟。我们就这样待了很久，谁都不出声。
　　然而，在那片黑压压的树林里却并不那么宁静——野兔子和小松鼠、负鼠和金花鼠，它们都在那儿奔跳、欢笑；还有那田野里，那花园的荫影处，花草树木都在悄悄地生长。
　　那些红的桃花，白的梨花，很快就会飘散零落，留下的将是初结的果实；那些野李子树也会长出滚圆的、像一盏盏灯笼似的野李子，野李子又酸又甜，都是因为太阳烤炙的，风雨吹打的；还有那青青的瓜藤，绽开着南瓜似的花朵，花朵里满是蜜糖，等待着早晨蜜蜂的来临，但是过不了多久，你看见的将是一条条甜瓜，而不再是这些花朵了。啊，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生命——这种神秘的东西，它既摸不着，也听不见。只有大自然那无所不能，温柔可爱的手在抚弄着它——正在活动着，它在生长，它在壮大。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然不会想得那么多，也许他还不知道自己正沉浸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不过，当他看见一颗星星挂在雪松的树梢上时，他也被迷住了；当他听见一只模仿鸟在月光下婉转啼鸣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他的手触到母亲的手臂时，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安全、那么舒坦。
　　生命在活动，地球在旋转，江河在奔流。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已经使他模糊地意识到：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美好的时刻。

zhangyafeng5591

我是这样成为纽约人的


                      作者：杨澜


　　我承认，我喜欢纽约，第一眼就喜欢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
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达到纽约已是午
夜时分。
　　我的身下出现了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
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
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
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
　　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
荣辱胜败都在这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
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
　　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麽，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
要紧的是：纽约，我来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
善可亲，使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
　　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可是个好学校（我来
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
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
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学得不错。"
　　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
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的广告牌，感觉良好。
　　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那有关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已成为纽约留给全中国
的印象。
　　我推着行李车，随着人群向外走的时候想：纽约是地狱的比
喻是针对那些没有经济保障、语言不通、又无一技之长的人来说。
而我呢，既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又懂英语，不需要打黑工
挣钱，还有四年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背景，纽约对于我，当然
不是地狱。
　　于是，只剩下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推理，吓了我自己
一跳，好像眼前这个未知的城市已在耳边低声告诉我那个肯定的
结局。心中不由一阵欣喜。
　　八人共用一客厅？
　　来机场接我的是三位素味平生的朋友。称他们为"朋友"，是
因为他们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托来尽地主之宜。他们曾看
过我主持的节目，因此也不显生疏。客套了五分钟就开始大声说
笑起来，使我这个异乡人倍感亲切。
　　刚才还在波音７４７上俯瞰纽约的灯火，转眼间，已置身其
中。
　　暖洋洋的橙色或银色的亮圈在车边闪过，照得车里忽明忽暗，
正搭配上我们跳跃的情绪。驶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铁桥，才发现
原来最灿烂的光彩已密密地汇集在车的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挤
上天空，垒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光的大厦。
　　那就是曼哈顿了。
　　兴奋的我不时问这问那，热情的他们不时说这说那，谈起
《北京人在纽约》，他们更是滔滔不绝："这个片子整个儿是蒙
骗国内的人。好像纽约是个大喜大悲的戏剧化城市，其实变相的
还是重复'纽约遍地是黄金'，拣一点好莱坞的套路。谁一到美国
就找到工作？谁说勤奋就可以发大财？到唐人街服装厂做苦工的
大多数是偷渡来的福建农民，谁见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
那些小餐馆的老板多数都是积了近十年的钱才开出自己的买卖，
老板娘都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烦了。"
　　他们说得既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
样的内容。我听着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但心里
不知怎麽地有些不安起来。
　　他们三位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赵伟，也在纽约
大学读书。她说，在我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儿。
　　这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六、七层高。据说离学校只有二
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尔有两、三人搂搂
抱抱地走过，竟都是男人。
　　赵伟介绍说这个区叫"格林威治村"，住着不少艺术青年，同
性恋也特别多。
　　"放心，对女孩子来说，相对还算安全。"她特别加上一句。
　　她住在二层。
　　打开门一看，这是一个四房一厅的大单元，门厅特别宽敞，
厨房也不小，设备俱全。洗手间只有一个，但两个女孩合用也够
了－－我这样想。我问赵伟我一个月该付多少房租，她说："我
们俩平摊，一人二百七十五美元。"
　　我喜形于色，（因为王姬曾告诉我纽约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
都在一千美元以上）说道："这麽便宜！北京的房价恐怕都比这
个高。哪间是我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厅里，明天再收拾？
"
　　赵伟迟疑了一下，说："放在客厅里恐怕不行，因为这是我
们八个人共用的。"
　　"八个人？"
　　"对呀，一共四间，每间住两人，咱们俩共用一间。"我楞了
一下，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她的意思。
　　赵伟也停顿了几秒钟。她一定在想："这个杨澜是不是明星
做惯了，不领市价－－哪里有像她想的那麽便宜的房子。她是不
是嫌这儿的地方小，太委屈了？"
　　我又因怕她这麽想而更感不安起来。于是，赶紧说："不，
不，这样挺好。"
　　她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两张床，中间隔着简易
书架，另外还有一张书桌。就这麽点东西，已把屋子塞得满满的，
等我把箱子放到墙角，更只剩下了走路空间。这麽一小间，一个
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贵了！
　　我心想："也不用开箱子了，东西搬出来也没地方搁。"
　　大概看出我窘迫，赵伟安慰说："咱们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
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顿，只有住在比较便宜的
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区，每天坐
半个小时的地铁来上学。像这样的房间，有时要有四、五个人合
住呢。"
　　我感谢她的点拨，不时点头称是。
　　熄灯前，她又叮嘱说："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带男朋友来住，
他也用同一个洗手间。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着洗漱上学，但
左边的那个美国女孩总是在那时候洗澡，一洗半个钟头。你要是
来不及了，尽可以敲门催她，不用客气。哦，还有，每天晚上六
点半到七点是咱们俩的做饭时间。七点以后厨房就归两个日本女
孩用了。"
　　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麽一个
单元，还真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
炉。"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
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
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的时间表，很少交往，
更谈不上了解。"
　　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
暗里，我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
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
闹什麽笑话。
　　纽约，到底是怎样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

　　一个大雪的早晨，我开始了纽约的生活

　　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枝，
让我想起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麽冷清。不知
从何时起，雪下起来了。渐渐雪来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
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声响。
　　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
步声所压过。
　　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起窗帘，
一声"下雪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
　　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
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
　　此刻，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在雪地上
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
告诉她。她探头往窗外一看，竟一脸懊丧，嘟囔一句："又下雪
了，真烦人！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这个冬天的第十场雪了。"
　　我同情地"哦"了一声，心想，下雪天去上学一定不太方便。
　　我一时不知道是应该像北京人那样为下雪而欢呼呢，还是应
该开始习惯纽约人对雪的不欢迎态度。
　　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
　　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

lanaxie

转到理性星空多好！？

zhoukeqk1213

不错不错,亚峰兄找的东西很有用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