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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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社会形态固然持续变化，然而仍有不变的便是男女情结。这种情结一半是动物性本能使然，另一半也具有社会的属性。人类生活的社会性复杂了人的生活，也复杂了人的意识。和动物发情时的直截了当不同，男人追求女人或女人要追求男人时总是需要绕很大一个圈子。男人要显示强壮与富足，女人要显示柔弱与妩媚，人是否般配，情是否相投，这些都需费些时日才能完成的。工夫做足之而后进入动物性主题的时候，一切都简单了。男人会有一种潜意识：整了半天，也就那么回事儿。

社会进步之后，社会“性”意识的跌落，已经改变了人们把“性”看成一生头等大事的习惯。男人不大计较女人以往的性经历，女人自主自立之后也没有了贞节观。“男人玩女人”的概念已被扬弃，新女人也开始玩男人了。男人有时在酒桌上大谈黄色段子，意欲启发在坐的女人这实在是低估了当代女人。贾平凹小说里有一段描写说。长途汽车在半路停车让旅客方便，一小伙因内急下车便尿。旁有一老妪领女儿也下车方便，见小伙尿不避人，老妪便说：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知羞，下车就尿？小伙笑笑说：大娘，我在你面前不就是个孩子吗？老妪的女儿在一旁听了之后生气地说：你还是孩子，你骗谁呀，你看你那玩意都啥色儿了！你以为谁外行咋地？可见当今女孩子对男女之事的内行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曾经不解西方国家的性泛滥，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我们希望泛滥吗？不希望。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己的子女进入“泛滥”之列。我们渴望“泛滥”吗？渴望。因为那会给我们带来性事的方便。所谓食色性也，人类维持生命、繁衍后代的原始本能需求，仍然是我们世代生存下去的原始趋策力。无论我们是国家政要还是一介草民，是社会名流还是凡夫俗子，我们可以不喝酒、不抽烟，也可以不交友、不当官，但我们惟独不能没有性。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谁都一样。

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新人类大可知宇宙天体，小可知遗传密码。当人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候，动物性的原始回归则将是人类最大的愿望和追求。曾有一位美国的朋友来华，他说美国根本就不象国内这样大家经常去喝酒啊唱歌啊什么的。那晚上都做什么呢？他很自然地回答：下了班就是回家吃饭，吃了饭就做爱啊，筋疲力尽之后就睡觉，几乎每天如此。看来人家早就比我们认识了生活的本质，也比我们更会生活。

“性”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一切的思想意识与社会活动都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可我们总是喜欢装出高雅与深沉，体现着我们中国人对“性”的不屑一顾的虚假与虚伪，这恐怕也是我们时常引以为自豪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之一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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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背影已远远离去，但每个人心中的“年”却定格为永恒……

    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人说年是“兽”，有人说年是“福”，有人说年是“罪”，还有人说是个“魔”——它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那一刻的相见、团聚，奋不顾身地加入人的洪流；它可以让东西南北、天各一方的人在数小时之内互换空间；它可以让攒了一年的钱在几天之内花个兜底朝天，它可以让堆天堆地的各类商品在几日之间一扫而光而辐射到千家万户，它可以让该笑的富人为年而哭，也可以让该哭的穷人因年而放声大笑——这“年”，还真是个“魔”！

    过年期间，一位一贯热情张扬的哥儿们销声匿迹、不见声息。初六早上才收到他的短信，“可圈可点的2006年——房也弄上了，钱也挣上了，官也混上了，运也碰上了，事也顺了，人也俊了，神也贡了，佛也敬了——哎！这牙却崩了，人还给病了——看这年过的……”

    一看这短信就知道这老小伙抑郁了。上班后免不了你请我我请你客套一番，当与朋友们谈到过年心情时，大家却是大吐苦水——大家几乎都在问一个问题：这年，为啥越过越没意思了？

    均均：其实过年就是过心情哩！老先人发明的过年就是让贫富贵贱、天南地北的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欢乐时光，你看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虽然他“白劳”了一年，“躲债七天”后他在大年三十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穷窝里，喜儿虽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尽管“北风吹，雪花飘”，但她还是欢天喜地的跳着唱着欢呼“年来到！”杨白劳与小女喜儿团聚之后，开了个小小的“春晚”，对女儿说：“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老杨家的节日气氛和全体家庭成员的过节心情可以说是无比快乐。至于年过之后黄世仁、穆仁智还要逼债诸事，日子如何过，那是以后的事了。我们家的春节就缺少这种气氛和心情。那种过年的欢乐气氛和心情在我家穷的时候曾经有过，现在日子越来越好，欢乐反倒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全家人虽然团聚了，除了打麻将，还是打麻将，要不就是瞪着那四四方方的荧屏发呆，正尔巴经在一块交流、说话的时间少之又少，孩子们一个个窜得不见人影，找他们那一帮去了，说是和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小女儿整天和那个小狗狗玩得非常开心，对我们根本不屑一顾……

    亨亨：每逢过年，我就常常回忆起儿时的过年情景；日头挨上腊月，大人们就开始准备年货，腊八要吃腊八米饭，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请灶王爷要吃灶干粮，肥头大耳，长得像猪一样的杀猪的老王会在这天准时来到村上，把养了一年的大肥猪拖到案子上，肥猪拼死哀鸣，我们听到尖锐的猪叫声会从各家各户提着鞋帮跑将过来围观，老王一直要等到人山人海时，才捋起袖子，穿上高腰雨靴进入角色，吊着他那幅“猪肚子脸”，把势扎饱，奋起一刀……我们又害怕，又高兴，那个快感和刺激就别提了。当肥猪“光荣献身”后，老王麻利地将它的“遗体”正正地摆放在如同浓缩了舞台一样的大案上，大肥猪头上顶一片花油，前额点上红，笑眯眯爬在大案上尽情地供全村人欣赏。参观者的心情绝不次于追星族在欢呼跳跃的欣赏明星。我们小孩围着“光荣”了的肥猪跳啊笑啊！唾液直往没有一点油水的肚子里咽。那个过程才是在真正品味“年”的味道。虽然一户才能分得斤把斤肉，我们认为那才是过年！现在，别说城市，农村大部分都没有那个光景了。

    秋秋：我从小就在城里过年。我家住的是大杂院，每到腊月三十，扫院放炮贴对联是大家的必修课。之后，各家各户都会炒上自家最拿手的大菜，提着过年才能喝上的西凤酒，围坐在各种形状和颜色的桌子拼对的大餐桌上，三、四十人说说笑笑，老人孩子一团和气，我们小孩还要表演节目，男人们个个喝得昏头苍脑、脸红耳熟、不乏豪言壮语。女人们打情骂俏，风情万种，喜笑颜开。那时的邻里关系，整个就是个“一家亲”。这些年，自我住进这座住宅楼，过年就没有串过门。住了十多年，除了收水费、电费时见面“哼”一声之外，连对门姓啥为老几都全然不知，春节贴对联时都要先在门镜中斜着眼睛往外瞅，等过道无人时才日急慌忙地草草一贴了事，最亲近的邻居反倒一个怕见一个……

   他们的发言完了。

   我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烟花和大红灯笼发楞。从正月初一开始，我就挎着照相机满街跑，想给博客里装几组喜庆图片，可跑了几天，街上连个“套圈”“耍猴”的都没有都说这年越过越没意思，我们还在大喊大叫地要“捍卫春节，捍卫民族传统”，我不明白，我们到底缺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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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7年3月12日《东亚新闻》）报道：“长春铁路警方发现一男乘客与网上通缉犯同名，但是照片身份证等均不相符，而且该男子此前已被青岛警方审查并未查出问题，但是男子无意中说出的父母情况与逃犯完全吻合，核实之后，发现是网上通缉所登记的情况出现错误。”

原来，通化县公安局在上网通缉时出现错误，登记的地址实际上是王福明继父的住址，上网的照片系其继父之子的照片，致使王福明在几次被警方审查时，都侥幸成为“漏网之鱼”。逃犯王福明沮丧地说：“遇到长春的乘警，是我最大的不幸。

这条“漏网之鱼”，真是幽默，幽默得让坏人欢欣，好人伤心。被通缉的嫌疑犯，因此逢凶化吉，大呼幸运；而让那个错通缉的人，一定会哭笑不得，大喊冤枉。

类似以上的社会幽默，《右腿骨折左腿箍石膏》在去年在哈尔滨市第五医院也曾经发生过，哈尔滨市的王军上班时，被突然落下的门板砸了双腿。同事立即将王军送到市第五医院救治。该医院出具的‘X线检查报告’为‘左侧胫骨骨折’，并对王军的左腿胫骨进行了石膏固定。过了两天王军感觉左腿基本不疼，右腿却红肿起来，疼得摸都不敢摸。后经市中医院骨科检查为‘右胫骨中段骨折’。

假设这个大夫本该给胃动手术，却误将肝切了；孩子的右眼有病求医，粗心医生给左眼做手术，这该是多么的恐怖。

那么，这样的社会幽默如果是发生在法官身上，该会还有多少个“佘祥林冤案”发生；如果发生在教师身上，该会耽误多少人的子女；倘若是发生在某军事指挥官身上，将会使多少战士鲜血白流，乃至无辜牺牲！

上述这些频频见诸报端荒唐、离奇的以及匪夷所思的“社会幽默”并非笑话。

如此说来，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幽默，在我们这具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国度里，国人都是不愿意看到的，尽量还是少发生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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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与国际接轨"成为时下流行话语。等级认证、价格涨跌、教育学习、语言文字等等都在与国际接轨。此"国际"大抵是对欧美等先进国家而言，既是先进国家，其标准、规则、惯例自有其科学先进之处。因此，笔者不反对与国际接轨，有些国际公认和遵循的游戏规则，哪怕是暂时忍痛，我们也要交学费"接"上去，否则吃的苦头不知是"接轨"成本的多少倍。

　　但是中国人的毛病就在，一好百好，一坏就一无是处。一说国际接轨好，就当个宝，一哄而上，不管需不需要接，不管接不接得上，也不管接上了国际之轨，会不会与我们的现实和传统脱轨，一应"接"之。曾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一乡下老汉进城找不到厕所，而厕所正在他不止路过了多少遍的地方，只是上面赫然写着man或women。据说用英文标示厕所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可是与这样的国际接轨实在没有意义，差点没把人活活憋死！

　　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很暧昧的词。我们的一些智识者，做学问、搞研究根本就没有深入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下层，对中国下层情况知之皮毛，或一无所知，却常常在国外跑来跑去，洋话听得多了，竟以为月亮真的是国外的圆，希望中国一味洋化才好。可是全盘西化是不能提的了，于是弄出个"与国际接轨"的词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去年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上，聚集的学界精英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但"禁说"中文，理由是与国际接轨。在笔者看来，如此接轨，不但"岐视"了自己，而且在"接轨"中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得不偿失。

　　对中国的平头老百姓而言，他们并不知道国际上有什么"规则"、"惯例"，也不明白与国际要接什么"轨"。这就为某些利益集团借接轨之辞，行脱轨之事提供了机会。他们用"与国际接轨"来吓唬老百姓，打着"接轨"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做"脱轨"的事。比如，国内油价上涨说是与国际接轨的原因，可是降价时长时间与国际脱轨；飞机票价倒是与国际接轨了，但空难赔偿标准又与国际脱轨，一条命才值几万元钱，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东西没有出售前，服务好得与国际接轨，售后服务却又与国际脱轨。凡此种种，不过是以国际接轨为晃子，为自己捞脱轨的利益，无怪乎老百姓要骂"接个什么鬼！"

　　我们在与国际接轨当中，既要谨防嘴巴上的国际接轨与行动上的国际脱轨；又要谨防国际接轨与自己优秀传统脱轨。特别是在文化上，要慎之又慎，鲁迅曾强调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在全球一体化冲击民族文化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在为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特性而努力。与国际接轨需要"拿来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时，国际惯例与国内惯例并非天壤之别，只是"性相近"而"习相远"罢了，不必一味追求形式。记得2002年APEC会议上，我们就没按"国际惯例"穿西装革履，而是来一回"国内惯例"--穿唐装，这没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