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仍需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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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大事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常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但没有思考面向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
　　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著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更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前面的路，想想该怎么办。事实上，围绕着高考产生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今天已经成为被批判、被声讨的对象，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已经成为核心话题。
　　杨东平回顾这30年时称，85-89年，整个国家的主题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也随之启动。当时有200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像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这样的真正的教育家。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越来越受市场经济影响，逐渐走上了一条后来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道路。有人测算过，过去十年里大学学费是原先的10倍。2000年，一批研究型大学被定为副部级，高校官本位、行政化变本加厉，达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地步。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制度进行了许多次初衷良好的改革，但现在，高考的公正性仍然受到质疑。杨东平认为，高考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考试制度，一是招生制度。社会上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招生制度这一块。
　　首先是对配额制不满，也就是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从1999年起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像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占新生的20%左右)，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杨东平认为，国立大学的本地学生超过30%就很不合适，因为它是国家资源办的大学。如果80%的投入来自中央政府，那就应该80%的招生面向全国，如果50%来自地方，也不能叫国立大学了。这对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也是个很大的讽刺，不在全国范围内选拨在人才，而只在一个省的范围内选择。优质教育资源应该均衡化。
　　另外，学生在理论上可以填几个志愿，但事实上，第一个（志愿）是北大，如果没考上，第二个（志愿）是清华，也不会录取。填志愿成为一门学问，这完全是人为的。在西方国家，考生可以平行报很多学校，哈佛不要你，耶鲁可以录你，你自己根据奖学金和其他原因选择。只有学生有选择权，才能造成高校有真正的竞争。平行填报志愿当然会增加成本，但这是一种必要的成本，它能真正促使学校改变对学生的态度。
　　西方教育发展经过三个阶段，最初以神权为中心；工业革命后，知识教育为中心，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大规模、集体化地灌输知识；20世纪以后，杜威奠定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这是非常彻底的转变。我们老是看到西方的很多学校都很宽松，觉得不可理解。这种教育模式，围绕着儿童的需要来完成，儿童的需要有很多，比方健康的需要，合作能力的需要等等，都是青少年成长需要的知识，智育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转换在中国还没完成，1950年代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创始人）以后，我们移植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又是以知识为中心，跟杜威是对立的，在传统的模式下，说要减轻负担，实际上是很难的，知识为中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教育现代化这一课我们没补上。所以我说它还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一次深刻的变革。
　　2005年，前教育部长何东昌就应试教育问题向胡锦涛主席上书，之后教育部成立了庞大的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高考改革，但现在还没有拿出结果，可见其谨慎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