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恐惧的奴隶

反义社会

<br /><br />   记得是2006年的时候，网络为我打开了另一个天地，在游荡网海中，发现了许多道德文章的高手，也是他们的文章让我认识到汉语不只是卿卿我我、不只是媚俗、不只是恶心的吹捧和拍马屁、不只是指鹿为马，原来在网海里面还幸存着一种有傲气与傲骨，有读了能让人脑瓜开窍的识见与智慧的好文章，那些文章每读一次都让我激一回动兴一回奋。同时也锁定了几个上网时一定要浏览的网站，它们是爱琴海、宪政与中国、王怡的麦克风、大风论坛、教育革命网（这几个网站都被伟大光荣正确的老大哥给和谐了，再次哀悼。我不知为什么，越是自我标榜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个人或团体，都是最无耻最孱弱的）、燕南网（被黑了几天后变成天益网了，虽然还是我寻觅思想的地方，但是我发现那根让我感喟的傲骨已被剔除了，在这个黑字当头的世道，能这样也已经不错了）、关天茶舍（几次伤筋动骨之后也已像《南方周未》一样变得平庸了，我已很少去了，偶尔去浏览一下《关天网刊》），更让我感动的是2007年看到了翟明磊的《壹报》，上面的文章让我兴奋，《壹报》主人对现实的关注与洞见更让我佩服，可惜由于报导胡佳的往事又被屏蔽了。
   在看了那些文章和网络后，我有了一种想要言说的冲动，在许多论坛和博克里跟帖，自己也在新浪网上开了个博克，那时有一种激情与梦想足以把自己燃烧。一次我在余坚的博克里的跟帖被删，在我的一个网上认识的忘年交alonelythinker 的博克跟贴，导致他的博克被黑打不开，由于我写的《穿透乌有国的忧伤》（刚写的一小部分）发在我的博克里，并且我还胆战心惊把许多自己觉得敏感的词给废了，我的博克也被关了，并收到了一个警告，说我的言论已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告之是那一条），叫我要自重。其实在发那些帖子的时候，自己也是忐忑不安的，把那些自以为会触犯别人神经的词都给废了，又想到这已是二十一世纪了，文明早已是主流，不会再有文字狱了吧，所以才斗胆一试的。还有一次自己在跟帖里面有“共产党”三个字，刚刚发上去自己又赶忙把它删了。这时我才知道，在这个老大帝国里，我一直都活在恐惧里，只是以前自己是一个驯顺的绵羊，一直服从着别人的教导，没有自己的灵魂，所以感觉不到，可是当自己一旦觉醒过来，身边的恐惧带给自己的无形压力足以让自己窒息。虽然是二十一世纪了，但文字狱的阴魂一直徘徊在这个闭锁的帝国，通过网络我知道了不锈钢老鼠事件（北师大一个女生在网络跟帖被劳改），四君子事件、廖亦武、杜导斌、胡佳等都是文字狱的直接受害者。内心的恐惧和外部的阴暗让我好久不敢触碰网络，同时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自我反思。曾有一段时间自己竟然想到要入党（那时认为入党真的很时髦），看了别人的入党申请书，竟然满纸都是无耻的吹捧，自己愤然撕了那份刚开了头的申请书，从此坚定了自己“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
   这段反思的时间里，自己很少上网，但却读了好几本书，想在书中能求证到自己的困惑和苦恼。鲁迅先生曾论断过这个帝国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这个没有实质进步只是历史循环往复的国度，一直徘徊在奴隶的境界中而不自知，自我闭锁，拒绝文明的洗礼，一直甘愿做着愚昧和野蛮的标本。权势者可以抛弃任何良心道义心甘情愿做着权势的奴隶，而无权势者总是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走进权势集团，自己不能，自己的儿子能，自己的儿子不能，就把希望寄托到孙子重孙子身上，所以导致了这个社会对任何不公不义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不仅如此，更没有底线的是对所有的无耻竟表现出了理解万岁。面对如此人间惨景，我常在深夜里问自己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是同流合污，还是变成别人沾人血馒头的祭品。前者让我厌恶，后者让我恐惧，在这个物国里，我一直是恐惧的奴隶。因为恐惧我不敢表达我的心声，我不敢在援救胡佳的网站签名，虽然我对他是那么敬重。
   人就该这样愚昧地活着，不愚昧也要假装愚昧地活着吗？这样活着就是活一百岁有什么意义呢？人难道就只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吗？人的灵魂该怎样安置和解释呢？这成了一段时间困绕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题。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一些信仰的书籍，希望在里面找到答案，不然在物国里只能是活着但是没有意义地白活着过一辈子。所以我坚定了自己的的方向，即使在尘世中只能短暂而过，也要去追求一种个性的释放灵魂的自由，只有建立在爱的基石上的信仰，才能救物国人脱离凶恶，才能让自己超越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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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社会

<br /><br />(反义社会:这是我在大风论坛结识的朋友"空空追梦"兄给我发来的文章,转到这儿让不嫌罗嗦的人看看.)
1、911——我的救赎的开始
我也曾经是个愤青，让我的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是911事件，可以说911拯救了我的灵魂。
911那年我正面临着高考，由于是文科班，每天早上都被要求收听新闻。所以虽然是一所封闭式的寄宿制的私立高中，却也不至于与世隔绝。那天早上我照例到操场做早操，天气依然那么晴朗，云很少，很清爽。正在等待早操音乐响起的时候，一个起来晚的同学跑进队伍，一边跑一边喊：“美国被炸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把它当作玩笑，不敢相信。我的回答是：“今天不是愚人节！”但他信誓旦旦的说这是真的。匆匆做完早操，三步并作两步跑回教室，调好收音机的频道，证明了这个事件的真实。
和其他深受狭隘民族主义毒害的愤青一样，我当时的反应也是兴奋，幸灾乐祸的兴奋。
从初中起，还没有确立完整的世界观的我就同大多数人一样，顺着我们的教育指引的方向堕入了民族主义的泥潭。在南联盟炸馆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初中，全身心的沉浸在那蓄意制造的伪愤怒里，收集了沈阳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报纸，剪下相关报道，收集起来，粘了厚厚的一大本，有些报纸为了同时搜集两面的内容甚至买了两份；并且为因为年龄关系没有参加到对美国领事馆的示威行动中去感到深深的遗憾。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气氛和环境是何等的造作、虚伪。虽然对死难者的悲悯没有改变，但是却对当时的我的想法和言行感到好笑。特别好笑的是，前些天整理旧书，发现了当时的地理课本，那时在上课时，我却做着世界霸权的梦，拿笔在世界地图上画着各种各样的箭头，描述着中国征服世界的蓝图。想起这些，就仿佛看到小时候光屁股翻白眼做鬼脸的相片，很不好意思。
911那天，我也是那样的心态，欢呼雀跃、幸灾乐祸。最开始，由于一些飞机联系不上，谣传有十一架飞机同时被劫持，后来证明不确，我感到很失望；最初统计死亡人数在6000以上，高于珍珠港死亡人数，后来降到5000以下，我也感到很遗憾；有一架撞向白宫的飞机中途坠毁，我也感到很失望。总之，那时的我跟愤青一样全无心肝，缺乏人性。一个丑陋的中国人。
过了不久，就到了周一，也就是照例举行升旗仪式的那天，这周的升旗仪式正巧由我们班负责。照例要准备国旗下的演讲——宗教式的爱国主义布道，因为我是班长，又是学委，这篇稿子自然要由我准备。更重要的是负责念稿子的是副班长——我所暗恋着的美眉。于是我决定要起草一篇不俗的讲稿，要写最近发生的事，不写套话、官话。当然，由于当时的整个头脑都沉浸在911的兴奋里，取材也自然选定了911。
因为是为我所暗恋着的姑娘写稿子，自然是要慎重的。从来写东西不打稿的我破例打起草稿，并全功率地开动了思维，翻查了一切能在阅览室找到的报章。
人的思维是很奇怪的，当它全功率的开动时，你并不能控制它，写文章或思考问题有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控制一条扭动的巨蟒，在扭动和斗争中虽然你不能控制它，但在这个过程里人会得到某种改变和升华。在海一样深的头脑里检索自己所需的东西，这样的那样的材料和情感迎面扑来。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我曾经对儒学产生过兴趣，甚至相信过最迂腐的理论“重农抑商”，一度认为现在社会上的一切丑恶奸诈都是发展商业造成的。当然后来我成熟了，抛弃了这种迂腐的观点。但儒家思想还是在我的思想里留下了一些烙印，其中就有“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无论儒学如何过时，如何混账，但不得不说儒家思想中还是有那么一些东西值得肯定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非常正派的作风和思想方法。于是我开始试着以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当时在大楼里的人，以及其家属。当然也包括驾驶飞机撞击大楼的恐怖分子。根据他们的资料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模拟他们的思维。
我当时首先非常容易的与那些恐怖分子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们很像我们长期以来宣传的所谓“烈士”。虽然我并不是任何宗教的教徒，无法理解他们那些宗教情感，但是我们有爱国主义这样的类宗教传统。在长年累月的灌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为了某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顶炸药、堵枪眼的悲壮审美。真正令我的心灵感到震动和不安的是，我竟发现自命为民族主义者、爱国者的我竟会对美国的遇难者产生更大的同情和共鸣。
由于已经是高三的人了，所以最关注的当然是自己的前途。没有人不想考个好大学成为社会精英分子。而世贸大厦的死难者，大抵是商业精英，也有许多大学毕业刚刚走向社会的办公人员。他们通过奋斗，找到了一份满意的或不满意的工作，一个未知的人生摆在他们眼前，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明天。而911却给这些无情地画上了句号，斩断了本该充满希望的人生。他们不是军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面临这样惨烈的死亡。我与他们一样，同样是对未来怀着美好憧憬的野心勃勃的青年人，我感受到了他们在冥冥中的无边的哀痛和遗憾。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却这样无辜的终结了。我感到悲哀，也非常愤怒。于是一篇原定的幸灾乐祸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国旗下的演讲，变成了一篇悼词。当全世界的反美力量（当时我还认为这个力量无比的强大）纷纷举起酒杯的时候，我写下了这篇以默哀结尾的悼词。
从此我开始检视自己的人性，重新认识战争的可怕。曾经短时间给我以触动的一些反战的书籍纷至沓来，一一在我的脑海中重现，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等等。虽然仍保持着平静的表情，但是我想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哭泣了。鲁迅先生在学生被枪杀于执政府门前后一遍又一遍的自问：“人的痛苦竟是不相通的”。我重复了先生的这种哀痛，我拷问着自己的人性与良知。在这样的日子，天怎么可以这么蓝，为什么我的耳边还有欢声笑语，为什么他们为此肆意欢笑。而几个小时前，我还做着跟他们同样的事情……此后，这样的默默地自省，持续了许多天。
当然，这并没有彻底颠覆我的世界观。那时的我仍旧是反美的，认为美国是一个霸权主义邪恶帝国，仍旧抱着数不清的狭隘的错误的观点。但我想911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此我开始回归人性，开始用一种深沉的悲悯观察这个纷乱不已的世界。如果，像信奉宗教的人说的那样，人生是对自己救赎的过程。那么911就是我的这个救赎的开端。我要把这个过程写下来，写给一切在歧途中迷失了人性的朋友，我要写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的整个过程，把我的思维经历与大家共享。
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2、触网的历程——润物细无声
人的思想和人的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关于对内政治（民主or专制）的观点的发展历程，自然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
父系，工人世家，连续有四代人都有烧电焊的，也可以说自从中国有了电焊那天起，我们家就有烧电焊的。我的祖父是文革时的造反组织头头，在那个年代的沈阳算得上是风云人物，是“辽革战”的骨干人物之一，进过京，觐见过毛泽东，与他握过手，在中央政府招待所里住过；曾经负责过红旗二号导弹的一些生产任务，据说经常与宋任穷通电话，还被周恩来骂过；率领工人抢过铁道兵的枪械库——据父亲说当天由厂里的老兵开着大解放，上面架着机关枪，边走边向天上开枪，从厂子大门一直“突突”到市中心。同样是听父亲说，爷爷当时出行的派头是红旗轿子，顶盖掀开，架着机枪，左右车门开着，两个枪手各架一把冲锋枪。文革结束后成为三种人的典型，上了省党刊的封面，说是坐了直升飞机云云。老爷子上访过，未果。
这些都是父亲跟我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老爷子从来不说这些事情。只在一次爷爷家收拾旧物时瞥见过他在中南海里的留影，中间坐着毛泽东，模模糊糊可以认出来，后面那么多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父亲指着其中的一个黄豆粒大小的脑袋说，那是爷爷。于是每次父亲喝多点酒，我就会经历一次彻彻底底的毛派政治观点的输灌。我不敢问爷爷手上是否有人命，不是害怕爷爷，老爷子很慈祥，我怕自己无法接受和面对那个答案。
母系，都是做生意的。我外祖父的父亲在伪满时期是伪政府的副区长，严厉点说，大概可以算是汉奸吧。对太姥爷的印象已经很淡了，只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去姥姥家，透过竹篱笆，能看到隔壁有一个光光的头颅和一副长长的胡须。据说太姥爷是很有文化的，写了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不过我没有亲见。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为日军辩护过。作为伪副区长长子的外公，仍旧没有逃脱被抓劳工的命运，据说那叫“勤劳奉事”，差点没有死在工地上。也做过日本方面派遣的副区长家里的童佣，后来在日本人控制的电话局做考勤工作，所以说了一口地道的东京日语。不过我一点也没有学。有时听外公忆旧，会回忆起一些日本的好人，如把病重的他从工地里放出来的日本干部，教他日语的日本老师，给过他帮助和鼓励的电话局的什么长……当然也有一些日军对占领区华人的奴役政策。这些使我从一开始就从比较客观的角度看这个雅致而勤勉的邻邦。
不知道什么缘故，在文革时期外祖父并没有因为太姥爷的历史问题受到冲击，也大概是因为外公所在的小规模的集体企业，对于造反组织来说有如鸡肋的缘故吧，阶级成分是“未划”，不过最后也并没有躲过去。由于外公画了一整本漫画并配了打油诗揭露厂长、书记的一些生活问题，于是便有人发现毛泽东逝世那天外公家包了饺子，而且买了一点白酒。于是在文革最后阶段，外公还是尝到了批斗的滋味，由于外公也姓邓，批斗会的现场左边写着“打倒邓小平”，另一边就是“打倒邓ＸＸ”也就是我外公。幸好不久邓大人又跳将出来，浩劫也就结束了。大概是由于这个比较特殊的难友关系，外公和舅舅是拥邓派。特别是外公，如果从他嘴里说出“犊子”这个词，那一定是在说毛泽东。
母亲是个对政治敬而远之的传统中国女性，不过外公和舅舅是喜欢发议论的，所以我每次去姥姥家就会受到一次拥邓派的洗脑。
不过无论是作为毛fans的父亲还是作为邓fans的外公，他们都是有良心的人，其表现就是对于那场著名的“风波”的态度基本一致，就是百姓的态度，对学生的无保留的怜悯和同情。活了24年，我只听过一次美国之音，就是7岁那年和爸爸趴在被窝里偷偷听的。之后我把《儿童简笔画》里的天安门、飞机、坦克、椅子、人组合到一起，画了一张画。母亲看到了，一把抢了过去，撕掉了。那眼神里的惊惶，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概就是7岁那年的事，给我播下了对政治感兴趣的种子，那也是我对政治最早的记忆。
就这样，直到念高中，我的思想一直懵懵懂懂的，一会被拉到这头，一会被拉到那头。到了高中依旧糊里糊涂，但是已经不再偏向任何一方了，因为我通过一些阅读和简单的思考，依稀觉得双方都有错误，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依稀觉得，那两个伟人都不是什么好饼。这时我接触了互联网。
我开始上网的时间是学习最紧张的高三，此前我都没接触过电脑，连鼠标是怎么用的都不知道。一次早自习闲聊的时候，因为这一点被那个我一直暗恋着的副班长笑话了，于是终于忍耐不住好奇，去了网吧。
最开始上网除了一个sohu的email和QQ以外，其它的东西都不会用，于是我就拿了张《南方周末》，按照“板砖爬行榜”上的网址，按图索骥。我最早混迹其间的是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很主旋律的网站。在那里参加的论战今天看起来很狭隘，比如以文科生的身份跟瞧不起文科生的理科生PK；以沈阳人的身份与大连人抬杠。文理之争、地域之争、南北之争……都是一些极端狭隘无聊的口水战。由于那里发帖子都要先经过职业版主审查大家才看得到，所以支持美国的、支持民主的、反贪官也反皇帝的帖子，你根本看不到。唯一值得感谢的是那里的小国寡民先生发表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帖子，终于使我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得到了理性的升华。之前不过是由于老人讲古，自己知道日本也有好人，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通过学习阅读小国寡民先生的帖子才理性化起来。当时我对小国先生并不是很友好，赵薇事件中我还参与过讨伐他的笔战，不过最终我被说服了。那也是在911后，我的人性开始回归，开始习惯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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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社会

<br /><br />如果详细讲述我的网络经历，这篇文章不知道会拉到多长，还是简而言之吧——网络在一开始并没有给我什么敏感的东西，或者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上网头一年我根本就没有接触什么禁书或任何违禁的话题。但网络给我的变化是潜在的，若春风化雨，润万物于无声之中。虽然它没有告诉我任何主旋律以外的东西，但它告诉我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全国各地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精神面貌是怎样的。网络让我开始用更宽广的视野观察这个世界。
同一时间我开始接触一本非常好的杂志——《南风窗》，它用明晰的观点告诉我什么叫自由经济，也用充满人性的语言告诉我身边发生的一切。有一位沈阳的姓姜的特约作者，她的文章给我以最深的触动，对于身边的一些事情我居然是通过这本南方出版的杂志才有了深刻的了解。另外，它也用那华丽的全彩页带给我以经济危机的磨炼。太贵了，为了买它我欠了债。当这本伟大的杂志从月刊变为半月刊时，我崩溃掉了，只好不再购买，抽空去图书馆一睹芳容。
准确地说，在这第２部分，没有任何关于救赎的内容，我的思想也没有出现质变。但没有这部分，我不会出现下面的变化，这些无声的积累给思想的飞跃提供了可能。我的电脑里收藏着我在这个时期的一篇帖子，叫“戏说列国志”，大意是用合纵连横的旧事号召合纵抗美。当时我的思想就是这么个水平。当然，这种观点是很混账的，为什么混账？说明这个问题不是这一篇的任务，我会在其他篇章中详述我方方面面的观点，当然也包括对这个问题的说明。
3.幻灭——旧我在怒火中崩溃
下面我要说到高考后的事情，可以说是我人生非常失败的经历。像许多其他同龄人和前辈或是可以预期的无数后来者一样，我失败了。由于不懂得第一志愿的重要性，所以本科录取结束后，我仍没有接到通知书。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1．填报专科志愿。2．复读。由于03年，也就说我参加高考那年的第二年高考要改为大综合，所以我的路也只有一条，上大专。
一来由于考试失利，心里万分颓丧，多多少少有些自暴自弃；二来正像当时我和一个同学说的那样：“一个大专好能好到哪去？都是国家批准，省政府直属的正规学校，差能差哪去？”于是很随意的填报了志愿。于是我的档案也就很随意的被调到了“滨城水产学院砖房堡校区”（化名）。
我当时的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也就是当时的主旋律的那些东西，政治课本宣扬的那些东西。911和互联网只是让我以更宽广的视野看这个世界，让我脱离了对异族人的妖魔化宣传的影响，但并没有给我的对内的政治观点造成什么实质性的触动。我仍旧认为毛邓是好心办坏事，那些种种的不公正都是可以原谅的失误，只要多几个包青天刘罗锅这样的清官，这个国家就能得救，老百姓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仍信任着这个政府、这个国家，以及人性本善的乐观的童话……改变这些看法，那是结束了漫长的假期来到“砖房堡”以后的事情。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我想大家应该能猜到，我不会说它什么好话。所以我不会详细说它如何如何破旧、如何如何简陋、器械如何如何缺乏，学风如何如何散漫。这些大家都想得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反倒是奇怪了。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在公元2000年以前，它是一所国家级重点中专，叫做“省农机学校”2000年，由于全国大专院校热衷于升级，合并到“滨城水产学院”，成为它的大专部（后来叫高职），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除了学校领导的品级和门口的牌子外，什么都没有变化。而专业的设置又几乎全是当时的热门专业，比如计算机专业，我就是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我们计算机应用系共三个专业：网络、电算化会计和信息管理，其实一看课表，三年下来，只有两三门功课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为了追求生源而即兴开设的专业。即便是这样，师资还是不够用，于是本来是在中专时期教拖拉机修理的、教中专语文的老师在假期中去“滨城理工大学”进修两个月，回来就可以教统计学、期货、网页设计。我们的系主任“柳”老爷子，今年60多岁了，他念书那阵子中国似乎还没有计算机专业。这位具有副教授职称的老头一次给我们上课讲word2000的时候，居然找不到窗口最大化是哪个按钮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本来是教机械自动化的。当然，也有一些刚出校门又进校门的年轻老师，他们倒真的是科班出身，于是成了宝藏。有一个姓张的老师，从硬件到软件，从编程到工程，一个人同时教了七八门课程，有一次上组成原理，她打开机箱指着声卡告诉我们：“这是内存条，它的作用是……”
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我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我并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甚至在这个方面甚至远远不如我的同龄人，面对着这样的学校，和可以预知的前途的艰辛，使我变得怨天尤人，对一切的不公和苦难充满了愤怒。曾经的理想变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曾经追求的一切变成遥远的不真实的彼岸。我开始怀疑这一切，怀疑我曾相信的一切。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大概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一些愤世嫉俗的人会被称为犬儒。从前我所见到的各种丑恶，那些曾被我解读为个别现象的形形色色的丑恶集聚在一起，化作熊熊怒火，将我在党化教育下建立起来的幼稚的观点看法一举摧毁，除此以外，这怒火没有给我以任何力量和勇气。怒火焚毁了一个奴隶，劫灰散去，却空留下一个迷茫而愤怒的犬儒者。
我贫乏的语言无法准确的描述这种奇怪的转变，总之，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内心世界崩塌了，只留下瓦砾劫灰。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也记不真切了，虽然只过去了短短的三年。只记得那时的我遵从着惯性的指引不断的买书，读书。似乎还在继续的圆着那个已经破碎的梦，似乎还在为了能够进入文史研究的领域而努力着。心里明明知道，那已经离我过于遥远，却仍在机械地继续着从前的事情，逃避着现实的一切。
这一段写的非常糟糕，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了。大概是由于这一段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吧。但我尽着最大的努力如实地回忆出来了。我不隐讳，我的转变是由于个人的挫折引发的。我的愤怒绝不是什么义愤。
也许有人认为我把个人失败的责任推给了社会，是非常不地道的想法。确实，现在的我回想起来也觉得这不地道。但是我想，即使我当时不这么想，我的世界观也维持不下去吧。从前的我，无论面对三农问题，还是下岗问题，或者是历史上的那些人民的苦难，我都是以局外人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我自信自己有个光明的前途，我会超脱于这些困苦之外，这时我的思想就会麻木起来。认为那些苦难虽然值得悲悯，但有时会自然不自然的站在所谓超脱的层面上，认为这是壮士断腕的悲壮，这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牺牲，觉得刘欢的《从头再来》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而今，当我面对这个破烂的学校，黯淡的前程，没有生机的县级市，水平低下的教师。我清晰地感到，未来的我将是这弱势的草根群体中的一个，将是被践踏者中的一员。之前的那种虚伪的悲悯和无耻丧良的自我安慰变得那样卑鄙、可憎。那个由虚伪和卑鄙建造的内心世界早晚会崩塌吧。
前些天看到一个说“扩招”的帖子，我把我遇到的情况说了出来，把这种伴随着升级、扩招造成的教学质量下降说了出来。一位朋友回帖说我说的都是真实的，但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要看教育今后怎么转变（大意）。我不认为这位朋友说的有什么过分，因为我从帖子背后分明看到了旧日的我，那么心平气和，貌似客观实则麻木。但我对于扩招后的高等教育今后的转变已经不是那么在意了。反正我们这一届和我的几届学哥学弟，已经献上了惨痛的牺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那段光阴已经虚度了。
这个时期的我已经与旧我决绝，又找不到自我革新的路。成天彷徨于“北大三角地”，赶在没有被删除前收藏那些网友们从国外网站转来的敏感言论。读着非常痛快，继而又是空虚，没有谁指给我新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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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社会

<br /><br />4.顿悟——那个春天我“荣膺”监控
在旧框架崩塌之后，迷茫的我开始在互联网上求索真理，就像一个溺水者，试图抓住能抓住的一切东西。正巧，这时遇到了张青帝先生创办的大地网，也正是这个时候，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孙志刚案最终得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给了整个互联网上关心政治改革的人以莫大的希望，当然也包括我。那时又是政府换届的过渡时期，网络上沸沸扬扬谈论着所谓“胡温新政”。温和改良是当时网络ＢＢＳ的主旋律，网络签名上书这种议政形式风靡一时。这些都是孙志刚案带来的结果，迷茫无所依托的我自然一头扎进这希望之光中。
我参加了许许多多的网络签名，关注所有可哀可悯的人间惨剧，以为自己正在为中国的改良奉献一份力量。已经破碎的那个旧框架里的一些元素，借着这种希望，以另一种形式重构起来。这使得我又一次支持那个党，对他抱有希望。我不止一次在论坛里那样说：“只要是进步就要给与喝彩，哪怕是再微小的一点点进步也要给与善意的回应。”我那时相信这种蜗牛似的进步会将我们带上正路。
从根子上说，我抱有这种希望是由于我还是相信人的本质是“善”的，我相信那些身居高位者是善良的。如果说在高中时的我，对那些高层的幻想是因为“俯视众生的麻木”，那么这时的我则是身为草根，仰望天庭的眩晕。我同大多数弱者一样，期盼着善良的天神的拯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们的慈悲与良心上。我看每一个人都是善的，我想象不到人性的“恶”——这大约是承受了太多关爱的独生子女特有的单纯吧。
但美好的天真总是经不起无情的现实的打击的。首先的打击就是大地网的被封闭，而且是由浙江文化局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封闭的。这使得相信在“新政”的指导下，中国的言路会越来越宽的我受到了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我仍相信这不过是一个逆流。我在失去了大地网这个交流平台后，流落到网友“槟榔”的个人论坛“槟榔文学园”做斑竹，在挫折后继续做改良的幻梦。但是，这个梦总是做不安稳，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使这个梦变成了噩梦。
先是那个我们寄托了“新政”的希望的人去了西柏坡继承道统，然后又是同一个人赞扬那个把文学艺术等同于宣传统战工具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但是我们仍认为那是安抚老同志的策略。之后是雷厉风行的上网实名制，空前加大力度的言论管制。我就觉得跟自己想象的有点不对劲了。最终是杜导斌先生的被逮捕。
杜先生是我在大地网认识的网友。当然这种认识是单方面的，就仿佛我们都认识胡总，可胡总不认识我们一样。大地网并不是当时最激进的论坛；杜先生也不是最激进的论客。然而却最先遭劫。我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在槟榔园，杜先生曾经是“顾问”级的网友，于是对这件事我们在那里展开了讨论。有几个面目可憎的家伙说什么“国家的法律还要不要遵守”，“中国会不会有一天，政府每抓上一个人，每年几十万人，‘中国的良心与良知们’都能运用上述经典声明样式，发表份声明与抗议，以表达中国人的理智与优秀？？”这种没有心肝的话令我很气愤。正所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我严厉的回击了这些无耻的话。我以言论自由的角度呼吁政府宽容。那时我还自称为“按月交团费的马克思主义者”，心里还在以“左派”自居。
后来发起了为营救杜先生的网络签名活动，我毫不犹豫地签上了我的网名和真名。
在那个论坛还有一位斑竹，是香港人，据说是香港水利部门的工程师。由于那时我为了表现自己的坦荡，我把自己的真实姓名，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全公开了。于是，这位网友就给我打了电话。电话大约持续了20分钟。因为对方南方口音太重，我带东北味的普通话他听得也不习惯，加之住在寝室里，整个寝室的人都在用看怪物的眼光看我，我实在不好过多的在电话里说什么“民主”之类的事情。所以整个通话过程基本上都是对方的独白。他也没说什么过分的事情，也就是说说自己在97前后生存境遇的变化，工资降了多少，以及他向希望工程捐款，却通过山区孩子字迹相同的回信发现钱都没有送到孩子们手里。如果说敏感的话，也只有一句关于香港七月一日的游行的具体人数。然后电话就匆匆挂了，那是二月末的事情。
公元2004年3月1日上午，也就是关于杜先生的那份联名信计划呈交有关部门的那一天。我照例在寝室里逃课。没有上网，而是在自己自学制作网页。到了10点钟，我一回头，忽然发现学生处处长站在我的身后，吓死我了。逃课被学生处处长堵屋里了，对于学生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意外的是，处长并没有责问其他同学去哪里了，而是态度异常温和的与我闲谈。问我电脑是什么时候买的？上不上网？上网做些什么？去哪个论坛？……
正好我与处长在这个学校读书的侄子是挚友，而且他办过论坛约我去帮过忙。于是我为了与处长套近乎，怕他追究逃课的事，给我处分，就说了这件事。没想到处长的脸色似乎变得不那么好看，说了两句就离开了。
下午，我那位挚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姑父（也就是处长）找他，问他认不认识我，让他下午去办公室一趟。我还以为是逃课的事，没有当回事，而这位挚友却感到有点不寻常。我的这位朋友也是喜欢谈论政治的，我们经常分享一些资料和书籍，他的感觉比我要敏锐得多。下了第一节课以后，他匆匆来找我，我才知道出大事了，我被国安监控了。
我慌慌张张的开始用我的这位朋友教我的方法清理我的电脑。用ＶＣＤ一遍又一遍的把硬盘塞满，再一遍又一遍的格式化，最终把我的硬盘重新分区。又把自己刻录的光碟中有关于政治帖子的内容的全部掰折扔掉。然后就忐忑不安的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后来，朋友探听来消息说我参与了什么大讨论、什么签名，又与海外反华人士有联系。说国安给学校来了电话，而且为了我的事，学校的学生处、保卫处处长都要去“滨城”总院去开会。事情闹大了。
我害怕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能不害怕吗？我有一种委屈的感觉。因为我是支持“胡温”的，我是支持改良反对激进的。怎么监控我了？我会面临什么？我都要疯了。心里很不痛快，把电脑重新装上系统，拨号上网。一边空嘴喝二锅头，一边开始重温我在网上各论坛的那些帖子。看看有哪个过分一点，就立刻删除。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越看越觉得自己冤枉，像古代的忠臣被自己的主子申斥了一般，非常难受。难受之余，操起键盘，写了一篇自白式的帖子，申明我所呼吁的民主是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由于内心的恐惧，我还在里边煞有介事地分析了所谓资本主义的罪恶，甚至故意扭曲我的一些说过的话，故意放低身段卑躬屈膝表现自己的屈服。在署名时除了网名“空空追梦”外连真名字也写上了，生怕他们看不到我的自白，不知道是我写的。现在想起那篇文章，真的是我触网以来最大的耻辱。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是多么渺小丑陋，我是多么的经不起打击——所以各位朋友要是有什么保密的事情，千万不要让我知道，如果再来一次我肯定把大家全供出去。
自从两位处长从“滨城”回来后，平静了那么几天。但是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电脑被各种各样的木马攻击，网速明显变慢。具备一定网络知识的我知道，我确实被监控了。不过由于我用电话线拨号上网，想通过这种手段调我电脑里的资料是不大可能的，何况还被完全格了。但是这时时刻刻提醒我，我在危险当中。
之后，保卫处的“伊”处长就开始不断找我们寝室的同学去谈话。先是找体委，然后是找少数民族同学谈。——我现在要插几句介绍一下“伊”处长。他做过我们的体育老师，但我们都认为他是看大门的，事实上他也是看大门的头头。原来的体育老师因为会两句日语，而最近日语又特别吃香，所以就被被学校调到外语组当日语老师去了，所以他才做了体育老师。也不怪我们这么怀疑他的能力。这位海拔一米五的篮球老师在学校举行的教师及家属的篮球比赛中，经常被那些人高马大的挤得满场乱转。这次他找我们寝室的人谈话，又让我们见识了他的口才和智力水平。
看来他根本无法理解我的立场，于是就猜测我犯了哪条天条。他认为我会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我们寝室的同学。于是他认为他有必要对我们寝室的同学进行再教育，把他们从我的魔爪中拯救出来。虽然他连我到底是什么观点也不知道。于是他与我的同学的谈话也是分外漫长的，因为他要在方方面面领域进行全方位消毒。
当时报章上正在说所谓的东突恐怖组织，所以他最先想到了民族问题，于是最先找少数民族同学谈话。他从民族问题谈到祖国统一，从新疆西藏谈到香港台湾，从国家富强谈到美伊战争，从那场“风波”谈到宗教问题。仅仅是宗教问题他就分别谈了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还有法轮功。这种谈话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中间还不让你吃饭，反正他不用去食堂排队打饭。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折磨我身边的人。
这么弱智的谈话却给我造成了最大的压力。由于这种冗长的谈话给同学们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所有被找去谈话的人都把怨气撒在我身上。我在寝室里面对的是冷言冷语，无形的压力几乎使我窒息。但没有人直接找我。班导师（就是班主任，是这个学校的中专气息的遗留）又把所有寝室有电脑的人集中在一起，先说了许多防火防盗的问题，上黄色网站的问题，最后说了上论坛的问题——又故意说的含糊不清，好像是什么国家机密，不能让我知道。在压力中我一度特意到学生处门口徘徊，但他们看到了我，注视着我，就是不跟我谈，好像跟我谈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恐惧极了，天天都有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在学校门口或院里发现喷有“国安”字样的公安车辆驶过。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有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我恐怕我被抓起来，网上的人却不知道，便写下几个网友的电话，找到一个我平时认为最讲义气的哥们。把事情告诉给他，告诉他我若是出了事，请把事情告诉他们。结果这位我一直认为最有义气的鞍山哥们，差点没逃之夭夭，而且简直有些愤怒地说：“关我什么事？”
每天把自己闷在寝室里，对外边没有兴趣，郁闷极了喝二两“二锅头”。只有那位挚友，会在教职工下班后偷偷到我们寝室来告诉我事情的进展或者陪我喝上几杯。（他姑父禁止他与我来往，甚至叮嘱我朋友宿舍楼的老大爷禁止我进去）“我母亲有严重的高血压，如果我出了事，她受得了吗？如果我被勒令退学了怎么办？”我想。举杯浇愁愁更愁。终于一天我喝酒喝伤了，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从来都是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的电脑，那两天根本没有打开。脑子里一片空白，内里那样的恶心、难受，就这样整整躺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我想了许多，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文革时期那么多优秀的曾经有风骨的文人低下了高贵的头，放下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我终于瞥见了人性中那让人不喜欢的一面，隐隐约约感到了人性、道德这些意识上的东西的不可靠。认识到所谓的“新政”是什么样的东西。所谓在那个党领导下的民主进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些联名上书是何等的软弱可笑。鲁迅先生说：“请愿本就可怜，何况还是徒手。”而那可怜的徒手的请愿早就在那场血的风波中被禁止了。于是用了比徒手更软弱更低姿态的方式——联名信。鲁迅先生希望中国不再有那徒手的请愿，我则不希望中国再有那卑躬屈膝的联名，何必卑贱地乞求肉食者施舍的那一点点正义呢？也就在这段日子，听到了《南方都市报》的主编遭到报复的消息，因孙志刚案的解决而建立起来的那点虚幻的希望被彻底摧毁了。静卧三天后，当我从床上坐起，我觉得，有许多东西永远的被留在昨天了。那些旧废墟的旧残渣也被狂风扫除的干干净净。我想这就说佛家所说的“顿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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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社会

<br /><br />再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淡出了网络论坛，开始静静的读书，并且躲在一个与政治绝缘的Ｅ书社群与大家一起静静的校对、制作电子书，在读书之余把那些书制作成美观准确的电子文本。在这样的静思中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反日风潮狂飙后，我才回到了ＢＢＳ的纷争中。心里对教育、对政府、对一切，再没有以前的那些怨怼与仇恨。因为我发现了人性的不可靠，连自己也在环境下做出种种丑态，又怎能苛求他人。但是，我更明确的反对那个制度，那个造就了一切不公，鼓励人性恶的，逆淘汰的集权制度。
在这一年里，学校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每到“春夏之交”，或者五四，甚至九一八，都会找同学了解我是否外出参与什么活动。特别是六月份那个特殊的日子，学生处处长更是亲自到我们寝室巡视一圈。当天晚上，他到我们寝室来巡视的时候，我正在散毒，正在公映《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和用十五年前那天的录像制作的MTV《血染的风采》。更巧的是，这些都是用他侄子的宽带从网上down下来的。最为可笑的是，他们这么疑神疑鬼，却直到我快要毕业时才惊讶的发现，原来我一直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
在静思和阅读中，我的思想得到了理性化和系统化，我将陆续的把这些东西详细的系统的表达出来。那就是计划中的《我思录》的正文部分。我将用一年的时间写它、整理它，梳理我的观点。
我想，写到这里也该扣题了。否则会有许多人对题目里的“救赎”无法理解。
鲁迅经常把中国比喻成沙一样的中国，恐怕确实是这样。我们的中国像沙一样给人以压迫，拥有静静的扼杀一切生机的力量。又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们寝室有一个金州人，警察的儿子，是对我的“反动倾向”抵制最力者。我在放录像和说那一段历史的时候那个家伙就会大放厥词，当被我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就会堵住耳朵大声叫嚷：“学生活该！”每当我“散毒”的时候他都会迫不及待地表态，好像冥冥中有个支部书记在记录着他的政治态度。不但如此，当我们说学校弊端的时候，议论某个老师的笑话的时候，他就会说：“说学校不好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学校的名声坏了，对我们就业有什么好处？”
我们中国人是有一种坏脾气的，那就是自己上当了也要扯着别人上当，以显得自己不是孤独的愚蠢者。用虚假的幸福感欺骗自己，这是自欺；对外打肿了脸充胖子，这是欺人。在这自欺与欺人的恶性循环中堕落下去。扪心自问，我们谁没有自欺过？我们谁没有欺人过？即便没有自欺也没有欺人，我们谁没有沉默过？我们期盼英雄和天才来引领我们走上更好的生活，但我们何尝创造过诞生英雄与天才的环境？又是鲁迅先生，曾经在演讲《未有天才以前》中号召有志青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做天才的土壤。我们虽然怯懦、卑鄙，即使成不了英雄、天才，至少不应该做那扼杀一切的流沙，至少要做培育天才与英雄的土壤。
我在网上发表一些议论，于是就有一些成熟的朋友出来规劝我，说：并不是只有你才知道，只是人家不说……他们告诉我要含蓄，那样才显得有深度、有内涵……听了这些成熟的、善意的规劝，我感到最大的悲哀。
我想起了张志新、遇罗克、林昭、李九莲……这些受难者的名字。他们何曾说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真理？他们何曾说出了什么耸人听闻的言语？他们只不过是说出了许多人共同的怀疑而已！为什么只有他们遭受了那样的苦难呢？为什么只有他们遭到了生割喉管、活体取肾那样的虐杀呢？因为他们说出来了！更是因为更多的人知道却没有说！因为其他的人太“含蓄”了，太有“内涵”了。于是张志新们倒下了！含蓄的父辈们，你们每个人都有罪！都是屠杀了张志新们的共案犯！刽子手们在屠杀，你们在默杀！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父辈们有罪，我们每一个沉默的人又何尝没有罪？！
沉默是一种罪，开口就是救赎。我要张开我的口，说出我所思我所想的一切，哪怕只是最普通、最普遍的常识。我要用我的口终结这欺人与自欺的循环；我要用我的笔给无声的浩瀚的世界增一丝微音。赎我的沉默的罪孽，赎我父辈的沉默的罪孽，赎我祖辈的盲从的罪孽……这就是我寻到的救赎之路。
文章写到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把第四段的题目告诉了一位网友。他说第四段的题目有语病，监控是动词，并不能被“荣膺”。我想也对，于是加了个引号。我曾经确实把“曾被监控”当作一种荣誉称号来炫耀，在网络上到处炫耀自己曾经“荣膺监控”。今天通过回忆往事，发现这种炫耀是那样的丑陋。危险来了的时候，我是那样的恐惧、那样的软弱。几乎一头钻到桌子底下，磕头作揖，告饶不止，差点没尿了裤子。等危机过去了，又马上钻出来，摆出一副谈笑自若的样子，炫耀什么“荣膺”。这也是作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分子的我的众多丑陋相中的一幅吧，其实我这算是什么监控呢？自始自终都没有国安或校领导找我本人正面谈过。把“荣膺”这种有语病有心病的说法作为标题，也算是对丑陋的我的一种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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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社会

<br /><br />如果一切都只要求从生时开始，都只要求到死时结束，就像那些铁杆的唯物主义者们口头所叫嚣的，心头所发狠的：“一切都必须在墓门前刹格，不计后果，不留后路”，那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的生命其有限一生的发展是远远不足以进化到一个可以被叫做“精神理性”之阶段的，远远不足以抵达一个“思想文化”的层次，更不要说一种“宗教信仰”的水平了。它顶多只能达到一种生命泛欲的貌似繁复，实质是野蛮循环的水平。
    在这一水平上，动物的生物学法则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社会化的条件反射模式能获得最完美的表达。在这一水平上，人们崇拜形式优势、数量优势和空间优势，迷恋肌肉法则、拳头法则和暴力法则。于是，外在性、功利性、环境、前定之力、物质因素便决定一切。人退变成一种被动的存在物，而非一种本身可以去“动”点什么物的存在，更非一种可以去充分表达其精神性，尽情彰显其魂灵性的存在。在这一水平上，肉身强占空间，精神丧失时间，迂回取代进化，重复替代历程。肉身的空间性膨胀以精神的时间性丢失为前提，历史的表面性稳定以邪恶的反人性阉割为条件，一代人中极个别者的短暂“幸福”以无数代人中绝大多数人的长期痛苦为代价。?  
    在一个只注重“今生今世”的纯世俗天地中，我们会看到有这样一种机制永远存在：起先是少数人表达着恶本身(成为恶因)，大多数人则来承受这恶的苦难(成为罪果)。然后这罪果又成为新一轮滋恶的罪因，全民参与，争前恐后，相互效仿，人为地让社会进入一种在劫难逃的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正喻式道德的和谐没有了，时空关系失去平衡，肉体和灵魂失去平衡，财产、权力，甚至语言也失去了平衡。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由“今生”的信仰衍生出的所谓现实的世界上，人们是如何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价值颠倒，是如何忘却责任，推卸责任，泯灭良知，把暴力涂画在大风吹动旗帜上，把谎言唱进讲究修辞的歌词里，把闹剧搬到最大城市的最豪华舞台上。
    生活让一万个人失去语言，而让一个人去胡乱地语言；让一万个人失去自由，而让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自由；让一万个人失去财富，而让一个人去炫耀那些不劳而获的财富。于是，以下的事情就并非偶然地发生了：一座“伟城”，而万座孤丘；一点绿坪，而万顷荒原。帝国除了几座高大的灰楼，散发出一种浓烈荷尔蒙的欲望气息，就是一望无边的冻土与贫瘠。
    大街上始终充满了“人”，可书架上却没有几本像样的书；到处是照顾眼睛的图像，却没有满足耳朵的声音。那是脑袋绝对空乏的罪证，是野蛮精神无处不胜的证明。人们以物质为唯一的目标，却反走向物质的贫乏与丑陋；人们永远向金钱看齐，却反强化了由于金钱的缘故而引起的焦虑；权能阶级贩卖精神的赝品，结果反导致精神的一败涂地。行政厅的墙壁上只能张贴闲情逸致的二维字画，却没有象征理性坚实内核的三维百科。
    “革命”过去，“运动”过来，人们一窝蜂地上去，又下来，结果发现这是一次次极不规则的“布朗运动”，永远是癫狂，过去是神经病式的精神乌托邦，今天是抽风式的痴物癖、恋物狂。没有精神理性的民族，只能是幻觉复幻觉，错误复错误。看来，社论和口号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大批的伪悠闲阶级分布在城市的版图上，而不以思考世界、追求自身精神的发展为乐趣。除了空虚还是空虚，无聊之后，紧接着的是更严重的无聊。当然，这一切绝非偶然，因为我们不知，唯有精神的道路才有它永远蓬勃的前程；我们不知思想为水，浮载现实之岛的道理。由于认识的前提性倒错，那行为就肯定会依次地错下去，一直，一直错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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