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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7 17: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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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以人方便,自己方便
捕小鱼的网中,
困住了大鱼鳟和鲂。
我遇到的这个人,
身着天子的龙袍绣裳。
大雁只能贴着小洲飞翔。
周公想回家而没有住所,
请你再住一个晚上。
大雁只能贴着陆地飞翔。
周公想归家却不能实现,
请你再住一个晚上。
是因为他穿着龙袍啊!
才不让我们的周公回去啊!
不要使我的心里悲伤。
这是首周公的“流浪者”之歌,记录在《诗经•豳风》中。
不好受啊,由人上人变为流浪者的日子。
胜利者成王的日子就好过吗?就可以开怀大笑了吗?也不见得。因为成王看到,当时的局势并不一定对自己有利。
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内讧的七年,通过这七年的争斗,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
周公摄政之初,周朝的权力集团分为三块:一是周公的官僚集团;二是管叔、霍叔、蔡叔的军事集团﹔三是以成王为中心的召公、姜太公的王权集团。这三个集团都是周王室的势力。
但经过七年的内争后,到周公还政于成王前后,周朝的实际权力分别由召公、姜太公和周公三股势力主宰,属于周王室的只剩下不到一半。可见周王室的内争时期,真正从中获利的是召公和姜太公,而王室的权力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当周公被迫流亡后,摆在成王面前的是一个难于收拾的局面:召公和姜太公的势力因为没有了周王室的势力约束,有抛弃成王的可能。而周公的势力集团又处于受牵连的境地,不可能听命成王。树倒猴狲散,有的可能会投靠召公、姜太公。有些忠于周公的势力甚至于可能在各地反叛。
至此,成王也看出了自己的危险境地,并反思了自己所真正需要的不过是权力,而劝降周公比消灭周公的利益应当更大,所以,这时的成王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接回周公。
当然,这又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又是一个新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周公放弃政权,并辅助成王统一周朝的政令。而成王不再追究周公篡权的责任,保障他的安全并让其享受王者的待遇。
这又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对周公而言,可以在保护自己名声及封地的前提下安度晚年而善终。对成王而言,可以顺利地接管周公的势力集团,而且因为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使得召公和姜太公及其它势力集团不敢有野心存在。从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了最大利益,使自己的力量迅速增强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子。
真是以人方便,自己方便啊。救人的同时不是也往往救了自己吗?
十六、将功补过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领袖。所以当他一时糊涂的大梦做醒,回到洛阳后,就明智地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成王,有益于周王室,也有益于自己的事。其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担任成王的太师进行东征。《周本纪》载: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这是成王唯一亲自参与的一场战争。
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有没有必要由成王亲征是一个问题。但成王选择了亲征,而且是以周公为太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向全国宣告了两条信息:
一是成王已经具备主政的能力;
二是王权得到了周朝整个权力集团的支持,从而结束了成王和周公东西分治的局面。
这也是周公将功补过,辅佐成王的一个最好的实际行动。
这次东征是周公最后的一次参政活动。也是他开始为统一全国政治思想工作所做的第一件事。
晚年的周公开始写书。
他要把周族的历史写出来。
他要把自己的从政经验写出来。
他要把自己的委曲写出来。
他要把江山一统后的规矩写出来。
…
他写的和编的书形成了一系列属于周朝自己的礼乐文化,彻底改变了建国十年来依然遵循殷礼的做法。《周本纪》载:
“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正是在周公的大力辅佐下,也只有在周公的真心帮助下,周室的秩序才得以很快恢复,成王的权利才得以迅速加强,并由此开始使周朝结束内争,获得了数十年之久的繁荣昌盛的政治局面,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成康之治。
为了表彰周公晚年的贡献,为了加强内部的团结,也可能是为了兑现曾经的协议,成王特许周公的封地鲁国世代享有天子之礼乐,并将周公葬于周文王附近。
不论如何,周公可谓是善终。
当然,周公也有着太多的遗憾。
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知道如何完全保证自己的名声不被毁坏。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他曾经做过很多努力:在《周书》及周公其它著作中,他一再强调唯德是用,有德则王的思想,实质上是在对知情者为自己的摄政行为辩护。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有德有才的王者之才。他还编撰了一些诸如曾经求神代武王及成王受过的虚假故事向不知情的人辩护……
大幕将落之际,周公念念不忘的也是他自己的名誉问题,《诗经•豳风•狼跋》正是其心情的写照﹕
狼前行踩上了自己的胡须,
后退又绊上了自己的尾巴。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
仿佛新生的喜鹊。
狼后退绊上了自己的尾巴,
前行又踩上了自己的胡须。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
名声道德洁白无瑕。
一代伟人周公,就是在这种悔恨中,在这种担扰中死去了。
他晚年的工作没有白做。因为五百年后,又一个伟人孔子理解周公,欣赏周公。并在他及其学生们几千年的辛勤努力下,洗清了他的罪名。
从周文王的时代开始建立的那面道德的旗帜,被周公他老人家高高地举起,又被孔子接过后代代相传,一直就高高地飘扬在中国的大地和天空,直到如今,直到永远。
安息吧,我们的周公。
关于周族开国前后的小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我们为什么只讲到这里,而不接着讲成王、康王的故事了呢?
因为我们不是仅仅为讲故事而来。
因为再讲下去人就要跑光了,谁还买你的狗皮膏药啊?
当然,更是因为周公开始写书了。
因为我们发现他的书桌上,有一卷刚刚完成的书的封面上,契刻有两个我们想见的大字:《周易》。
因为我们要入正题了——我们来看他怎么写,写了些什么吧?
包子的皮厚了一些,是吧?不要紧,馅子也不会太小的。
第二章 《周易》的来龙去脉
把周族的那些小故事,那些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杂七杂八的陈谷子烂芝麻事先收起来吧。让打累了的周公、姜尚、召公及成王们到后台去歇一歇吧,直到我们再叫他们出场的时候为止。
挂好布景后,我们该清理舞台了。
张三,把架梯搬下去。
李四,把阿庆嫂的茶壶找出来。
王大麻子,扫地。
我们准备说《周易》。
一、 挑点大师的毛病
提到《周易》,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易经》、八卦,算命、占卜。学《易》的人一般也的确是从《易经》、八卦学起,先学阴阳、五行,象、数、义、理,再学《系辞》、《彖》、《象》……
整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累的一件事,而且学到最后一般不外乎是这么三个结果:
一是耐心不够,只看过叁、两本书,学了一、两家的东西就自以为懂了的人,开始用那小半桶水在那里荡:帮人家择个八字、看个风水、起个卦,或者自以为是地持这一家之说去反对其它的各家各派。反正是老子学的最正确,天下第一,地上无双;
二是读书认真,好追根溯源的人,发现越学矛盾越多,越学越糊涂,解又解不开,放又放不下,最后干脆丢开。爷们不学了;
三是博览群书,记忆超群又“大肚能容”的人,最后得出一个《四库提要》中所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结论出来混饭吃。这也是易学界的大佬、专家、权威们的基本功。有了这个基本功也就可以收徒了,反正你问不倒我这个导师。至于究竟懂没懂,只有自己心里有数。
当然,古今中外像本木匠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地敢站出来拍胸说:老子真的是懂了的人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数的人,包括这些拍胸的人及以此为职业的学者们大都还是比较谦虚的,都会在私下或在心里说:《周易》真的是不好学,搞不懂。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佛学研究的哲学博士陈坚副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实在的学者。
他在二零零五年第三期《周易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易经的意义的来源》的文章。其开头两段是这样写的:
“有两件事促使我写这篇文章。
“第一件事是,我的儿子上小学五年级,已能看报读小说了。有一次,他闲来没事,在我的案头上随便翻书。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本《易经》过来问我:‘爸爸,这是什么书呀?’接着,他又在我面前打开《易经》。我一看打开的这一页记载的是‘师’、‘比’、‘小畜’、和‘履’这四卦的内容。他指着其中的卦爻辞满眼疑惑地问我:‘这些话乱七八糟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一时语塞,但是他的这一问却似禅宗的‘棒喝’,让我有一种‘顿悟’般的心头一震:我确实了解易学史上许多人(比如王弼、二程、朱熹等)是怎么解释《易经》的,可是,你若问我这《易经》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真还不知道,而且说实在的,我从来也没有追究过这《易经》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此时,我猛然发现了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感觉到过的事实,那就是我头脑中所装的原来都只是别人对《易经》的解释而自己对《易经》却是一无所知。我当时愣了一会便敷衍地搪塞了一句:‘等你读大学了,你就知道了。’
“另一件事是:一个跟我学中国禅学的法国留学生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突然拿出一本《易经》来对我说:‘我对《易经》有兴趣,但我怎么能看懂《易经》呢?我把它从头到尾都看了,但还是不知它究竟讲什么,好像没什么意义,难道你们中国人都能读懂它吗?’说实话,我当时有点紧张,不知怎么回答他,思忖了一会,最终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跟他讲了《易经》的一些概况,皆属老生常谈,末了就说了些推卸责任的话,大意思,我不是专门研究《易经》的,他如果对《易经》有什么疑问,可以到易学研究中心去请教有关专家,如此云云。”
对于一个主攻中国哲学的博士、大学教授来说,《周易》这类书应当是了如指掌才对,但陈教授却说自己虽然“了解易学史上许多人是怎么解释《易经》的”,“自己对《易经》却是一无所知”。
一个专家在自己专业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承认自己竟然不懂本专业的知识,是非常少见的,所以程教授的这份坦诚及他应对小孩和洋鬼子的那种机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敬、可爱。
他这种矛盾的表述实际上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他所知的历史上对《周易》的各种解释道理不充分,说服力不够,因此陈教授没有能够接受;二是作为专家学者的他自己,对这本专业内的书也没有能够看明白,陷阱太多了。
山东大学是我国研究《周易》的知名学府,陈教授所在的哲学系还成立了“易学研究中心”,并主编了《周易研究》这本在我国易学研究领域影响十分广大的杂志。对于这样环境的这样一个专业学者来说,竟然自称自己并不懂《周易》,其他的普通人对《周易》的理解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陈教授之所以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不懂《周易》,原因还在于,这种困惑并不是他个人的迷糊,而是学术界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问题。是一个使有些人感到自豪(因为神秘,所以觉得伟大),有些人感到尴尬(因为说不清,所以感到无奈)的问题。也因此是一个大家都不以为意、更不会以为耻的问题。
哲学博士没有把这本书读懂,他让洋鬼子去问的专家是否能强一些呢?前不久我在电视上正好看到的一个专家画面告诉我,他们也强不了多少,大家都彼此彼此。
那是春节前后的一个深夜,我调电视频道的时候,十分偶然地正好看到一个笑眯眯的学者说:“《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我当时就开玩笑地骂道:“又在胡说八道地害人”。当我定神看过电视上的字幕后,才知道这个人是我国名牌大学的一名博导。而且不是普通的博导,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周易》专家,一位有名的大佬。
我为什么要笑骂他呢?因为《易经》是个比《周易》大的概念,所以无论如何,“《周易》”也不应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这就正如二不可能等于一加三的道理一样简单。
所以我不用继续听他吹牛就知道,他后面讲的不可能正确,只会误导更多的人。
我说专家讲错了,大家可能以为我才是在吹牛。其实说清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几个概念及其演变的过程搞清楚就行了。这几个概念就是:“《易》、《周易》、《易经》、《易传》和易学。
好了,我们学《周易》就从为这位专家挑毛病开始吧。
就从比较二和三谁大,一加几才等于二之类的小学生的问题开始吧。
实际上,《周易》这部让我们今天又爱又恨的书,本来就是一部儿童读物。
当然,不是一般的儿童所能读到的物。
一、 帝王的秘籍——储君的教材
我怎么知道《周易》原本只是一本儿童读物的呢?从学习的“学”字和教育的“教”字的甲骨文文义上知道的。
学习的“学”字和教育的“教”字这两个甲骨文的含义,分别是“双手举‘爻’以教膝下之子”和“单手持‘爻’以示人”(抱歉,我不会上传甲骨文,有疑义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学”字的繁体字字形“學”变化不大)。
这两个字中所持的“爻”就是卦的基本单位。而卦是《易》的章节。
三个爻组成一个经卦。六个爻就组成一个别卦,也就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那种卦。
学“爻”就是学卦。
学卦就是学《易》。
因此,我们知道了《周易》不过是古代小孩子们的基本教材。
甲骨文是商末周初的遗物,所以我们肯定的说,至少在商朝时期,卦就是孩子们的教材了。
有人可能要问:我们前面说“在周公的书桌上发现了他写的《周易》”,这《周易》上的爻怎么会跑到商朝的甲骨上去呢?问得好。
《周易》上的爻当然不会跑到商朝的甲骨文中去。商甲骨文上的爻指的是《连山易》和《归藏易》中的爻。这是两本与《周易》十分相似的书:一本形成于夏朝,一本形成于商朝。姜太公当时在卖肉之余摆摊卜卦用的就不是《周易》,而是这两本《易》。
这两本书已经失传,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也许知道一二,但在讲清《周易》之前,讲不了),但有两点在史书上却记载得十分明白:
一是这三本书是一个系列的品种,相互之间具有某种关联。譬如从其产生的时间来说,就有一个先与后的顺序,《连山易》最早,是《归藏易》的源。《周易》最晚,应是前两本的流等等。
二是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由六十四卦组成。不同的只能够是卦画的排序及卦爻辞(如果这两易也有卦辞的话)。
《周易》与《连山易》、《归藏易》这三部书都是古代儿童的教材,也统称为三《易》。但这个教材却不是一般人所可以学得到的。因为在春秋之前,私人不允许著书立说,只有官方才可以办学校,只有贵族的子弟才可以入学,才可以有书籍,因此,只要是教材就与贫民不沾边。而且这三《易》更为特殊,连有入学资格的贵族子弟也是不让读,读不到的。
晋国有一个大学者韩宣子在被派往鲁国任大使时,鲁国的太史让他看了一眼《易象》这本书后,他感叹不已地说:原来周朝的礼仪都在鲁国保存着啊。可见《易》这部书当时是作为秘籍存在的,可能只有周天子和鲁国才有。
鲁国为什么会有这部书呢?因为鲁是周公后代的居住国, 周公曾摄政当国, 算得上是半个天子。周公在世时, 享受天子的待遇。周公死后,成王特许其封地鲁国世代享有天子之礼乐。更为重要的是,周朝的礼仪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周公(实际上,周公正是《周易》的作者,这点我们要在解读完该书后才可以理解)。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鲁国才可能完整地继承了周王天子的礼仪制度,而晋国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自然也就与《易》无缘。诸侯国无《易》,连韩宣子这样见多识广的学者也没有见过《易》, 可见《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 都能用的,也可见《易》的珍贵程度非同一般。
天子的孩子们学的当然不会是董永和七娘要学的耕田、织布之类的农家活,他们学的应当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帝王之术,因此,我们说《周易》这部书是帝王的秘籍,其内容应当与储君需要具备的知识有关。
这三部书在当时也被称为《易经》。这个名字的来历与当时书的制作工艺有关。
上古的时候没有纸张,一般是将字契刻或书写在兽骨或竹简、木牍上,其中的竹简可以用牛皮绳穿成一卷成为书。这种书的制作过程有些像织布,而人们将织布机上的纵线称为“经”,横线称为“纬”。因此,古人也就将开卷看书时横在书中的那根穿书的绳子称为“韦(纬)”,而将竖着的契刻有文字的竹简称为“经”。后来又引申为作为古代书的通称。于是,这三本《易》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易经》。
至于《易经》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当时的普通人都不知道,否则还叫什么狗屁秘籍?
好了,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请记住以下三点:
一、《周易》的源是《连山易》和《归藏易》;
二、这三本书都是天子国储君的教材,春秋之前的整个周王朝,除鲁国外,其他诸侯国可能没有。也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三本书都讲了些什么;
三、《易经》这个名字在春秋之前是这三本书的通称和统称。
三、宝书沦落
春秋后期,周室衰败,礼乐崩坏,原来掌管《易经》的周室史官也纷纷离开王室。他们离开时同时带走了自己当饭碗一样捧着的书,并将它们作为珍贵的礼物献给诸侯国国王,以为进身之路。《易经》及有关周礼的典籍才逐渐在诸侯中传开,并最终流入民间。宝书开始了其沦落天崖的历程。
沦落之初,人们是这样理解《易经》功用的:
“《易经》中包含有伟人所遵循的四条原则:用以讲说道理的时候,遵循《易经》卦、爻辞的内容﹔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时候,遵循《易经》卦、爻变的道理﹔用以制造器物的时候,遵循《易经》卦、爻象所表示的形状﹔用以卜筮预测的时候,遵循其所得到的结果。”
或者说,当时的人们认为,作为天子储君教材的《易经》有四项主要功能,即作为人的言论、行为、制造器物和占筮的依据。我们现在从《左传》、《国语》中选取四个小故事,来说明其在王宫沦落之初,古人是如何应用《周易》的。
1、《庄公二十二年》记载:有一个周王室负责占筮的太史官,带着《周易》这本书跑到舜的受封国向当时的国君陈厉公献宝。陈厉公就让他给自己年幼的儿子敬仲算一算命,看今后的命运如何。进献者奉命占筮,得到了《观》卦“ ”变成《否》卦“ ”的结果。这个卦变是《观》卦六四爻变。《观》卦六四的爻辞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于是,周太史说﹕这个人将来恐怕要代替陈侯而拥有一个国家。但不是在这个国家,而是在别的国家。不是在他的身上发生,而是应在他的子孙。时间是在陈国衰亡之后。结果果真如此,等到陈国第一次被楚国攻克,陈恒子则开始在齐国拥有了强大的势力。后来,楚国再次灭亡陈国,陈成子则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2、《襄公九年》记载:鲁国国君鲁宣公死后,他的妻子耐不住寡居的寂寞,与鲁国大夫叔孙侨如通奸,并且干预国政。因儿子成公对其不信任,她则与叔孙侨如于成公十六年密谋推翻鲁成公。结果阴谋失败,叔孙侨如被驱逐出国,穆姜则被囚禁于东宫。
刚被送入东宫时,她用《周易》占了一卦,问自己的前途如何。占得《艮》“ ”变为《随》“ ”卦。穆姜是太后,权力曾经很大,史官不愿得罪她,故讨好地对她说﹕“《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会很快出去。”穆姜自己学习过《周易》,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她说:“我出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周易》《随》卦卦辞说:‘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人得以生长的根本;‘亨’是美好的品性相聚积的结果;‘利’是道义添加后的产物;‘贞’是事物应保持的主体。要有仁爱之心,才可以生存。要有美好的品德,才符合于天地的规律。要有利于物宜才合于道义。端正的行为要巩固,才能办好事。如果这样去做了,就不会受到侮辱。所以,虽然处于《随》卦的境地,也不会有大的问题。现在,我作为一个不应干预政治的妇道人家而参与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没有仁爱之心,不能算‘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算‘亨’。自己的行为反而害了自身,不能算‘利’。丢弃寡妇的位置而生情爱,不能算‘贞’。有四德的人,处‘随’之时不会有问题。而我什么都没有,难道合于‘随’卦的卦辞吗?我自取邪恶之心,能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前一例的主筮者主要依据“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爻辞来判断占筮结果,然后以卦象说明爻辞的来历和确定时间、地点。
第二例则是分别以卦名的含义和卦辞的含义来判断结局,不管卦变和卦象。
这两个故事主角都是将《周易》这本书当成了占筮的工具。而以此同时,更多的人却不这些用《周易》。譬如荀子、知庄子、孔子等。
荀子就说:“善《易》者不占”:真正领会和掌握了《易》理的人不用占筮就知道结局。反过来说,占筮的人是因为《易》没有学好。
楚国名将斗廉也说:“占卜是为了解决自己感到疑惑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疑问,又有什么需要占卜的呢?”在他们看来,《易》理学通了,就胸有成竹,遇事有主张,依照《周易》的道理去做就行了,结局一定是好的,根本就不用占筮。而《易》没有学好,就会遇事无主见,就疑惑,就要求助于占筮来帮助自己拿主意。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善《易》者”又是如何运用《周易》的:
3、《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进攻郑国,郑国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就派桓子荀林父率领中军,彘子先毂作为辅佐,去解救郑国。部队刚行军至黄何边,就听说郑国已经被楚国攻破而投降,荀林父也就准备收兵回国。但作为军队副统帅的彘子刚愎自用,违反中军统帅恒子的部署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逼迫统帅桓子为救晋军不得不战,最后惨败而归。
当时担任晋国下军大夫的知庄子,在得知彘子不服从命令而擅自渡黄河的消息后,引用《周易》《师》卦初六爻爻辞,对其行为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战争结局作了分析和判断。《师》卦初六爻爻辞为:“师出于律,否藏凶。”意思是说:军队出征,以严明的纪律为胜利的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彘子违反命令的行为,正是违背了这段爻辞,所以,知庄子作出判断说:“这些军队很危险。”“如果与敌人相遇,一定失败,彘子会战死,即使幸免而回,也一定会受到严重处分”。战争的结局被他言中。
4、《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简公时,诸侯国中只有晋国和楚国最强大,他们交替着主持诸侯的结盟,也就是当霸主。襄公二十八年,应由楚国主盟,于是郑国派大夫游吉出使楚国。
游吉高高兴兴地到达楚国的边界汉水时,楚国人却拒绝他入境,让他回去,理由是上一次晋国主盟时,是郑国国君亲自前往,而这次楚国主盟,却只派大夫前来,规格太低了,不合规矩。游吉的面子受到了伤害,回去后心中不平,就运用《周易》《复》卦上六爻“迷复,凶”的爻辞为依据,臭骂了楚王一顿。
他说﹕治国的根本是修其政德,而楚国恃强凌弱以满足自己的权势欲,是抛弃了修德的根本,其结局就将如一个想回家又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样,将是凶险的。他因此判断“楚王将死矣。”结果是当郑简公与鲁襄公、陈哀公、许悼公去参加会盟,刚到达楚国国境线汉水时,楚康王就死了。
这两则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爻辞,将爻辞之义与事件中人物的行为进行对照,然后对其结局做出判断。《周易》卦爻辞在此成了真理的标准,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孔子也曾引用《周易》《恒》卦九三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爻辞说:“南方人有句话:人如果没有恒心,不能够去做巫师和医生(古代的巫与医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却是同一个人来承但的)。这句话说得好啊!《周易》上说﹕不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德操,经常违背道义去行事,就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一个人的结局如何,不用占卜就可从其行为上知道了。”
孔子这里直接引用《周易》的爻辞说明应该如何做人的道理,这与知庄子和游吉对《周易》的运用是一致的,都是将《周易》的卦爻辞看成是做人的标准。而且,孔子“不占而已矣”的观点和荀子“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完全吻合。他们都是将《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理解为是作者为后代子孙制定的行为准则。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懂得《周易》又遵从《周易》原理行事的人,应该是品德高尚,方法得当的人。他一定料事周全,言谈有理,行为有节,制物精密。而《周易》没学好者,遇事就迷惑不定,就要靠占筮来帮忙拿主意,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以上就是《易经》沦落之初的典型应用实例。从中我们发现两个特点:
一是分为迷信的占卜和行为标准两派。后者略占上风。智者大都持后者的态度;
二是大多是引用《周易》文本,而有关《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应用几乎绝迹。
人们将这个时期学者们对《周易》的各种解释统称为《易传》。“传”就是传授的意思。“《易传》”就是“传《易》”,是自以为懂《易》的人对《易》的解释。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记住最后面的这几句话。至少要记住这样一句话:这个时期的所用人对《周易》的解释都可以被称为《易传》。譬如,本木匠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现在所发的帖子也是可以被称为《易传》的。
四、孔丘乱世编教材
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日落西山,周公建立起来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制度失去了对诸侯国的约束力,没有谁还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诸侯国内部也是大夫主政,甚至于陪臣坐庄。
乱了,乱了,全乱了。
乱世中有三个诸侯国鹤立鸡群。这三国就是晋国、齐国和楚国。而曾经为周王室制定规则的周公的封国鲁国却是危机四伏,只能够看这三个大国的脸色行事。在昭公七年的时候,甚至于发生了一件让鲁国国君及全体国民感到十分羞辱的外交事件。
当时的楚灵王建成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建筑——章华台(在今湖北省潜江市境内),并想搞一个落成典礼,请各国诸侯来开开眼界,以此炫耀炫耀。鲁昭公当然也在被邀请之列,他就带了大夫孟僖子一同前往楚国凑热闹。
当时的随行大夫一般都要承担类似现在外交部长的事务,为自己的老板安排好各种应酬,不使他难看。这个任务在当时被称为“相礼”。要命的是鲁昭公这次带来的孟僖子不善于社交场合的那一套应酬之术,结果途经郑国,郑君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昭公时,孟僖子却不知如何答礼。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他老先生又不知道怎么做好。最后连楚灵王送给鲁昭公的宝物都被楚国的大臣重新骗回去了。
这一连串的洋相发生在鲁国自己的君臣身上,在当时的鲁国人看来,是将制礼作乐的老祖宗周公的“底子”都掉干净了。所以,孟僖子回国以后,就下决心研究礼仪,向懂礼的人学习。
孟僖子失礼事件不仅对孟僖子个人的打击很大,对鲁国当权者的刺激也很大。当时的鲁国国君昭公有名无权,实力强大的是被称为三桓的季氏、孟氏、叔氏三大贵卿集团。其中季平子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所以,他就在贵族的子弟中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特殊人才招聘大会,并成功地将贵族中的聪明人一网收尽了——外星人都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是吧。
这一来就把希望上进的孟僖子搞得投师无门。还好,有一个季平子不想要的人在那里等着。这个人姓孔名丘。也就是那个被大儒朱熹说成是:如果没有这么个人的出世,我们中国人就会如生活在漫长的夜晚一样分不清糖稀和鸡屎的人,那个被历朝皇帝封为“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人,那个近一百年来被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亿万只脚后却依然没事,最近正在拍拍尘土,乐呵呵地重新慢慢站起来的那个人——孔子。
孔子姓孔(?)名丘,出身贫寒,跟周族的祖先弃一样是个私生子。但他又比弃幸运,因为他所住的小街区上不缺伴玩,邻居大都是办红白喜事的一帮吹鼓手,热闹得很。所以他从小就混在他们一起,在跑腿凑热闹的同时也学会了不少接人待物的礼仪,学会了一些乐器,加之他像貌堂堂,身材魁梧,十多岁时就已经一米七、八,所以他成了当地有名的一位活跃气氛的知客先生。
季平子招聘的时候,他跃跃欲试地以为机会来了,并自称自己的那位谁也不知道的父亲就是当时的一个已经死亡多年的流亡贵族叔梁父,以此资格而去报名。
当时负责招聘考试的是季氏的家大夫阳虎。阳虎看着这年轻人眼生,又翻了翻贵族子弟的户口本,的确没有孔丘这个名字,所以他认定来人完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就对他说:“我家老爷招的是贵族子弟,你个街头小混混跑来干什么。”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跑了。
真是一个投师无门,一个报国无路啊。于是孟僖子和孔丘两人在考场外一见如故。孔丘成了孟僖子的家臣、师爷。
下人不能当师爷,这是规矩,否则有辱家门。得把孔丘包装包装。于是孟僖子就找到鲁君昭公为孔丘通融。他对鲁君说:我这里有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懂得很多的规矩,如果这些规矩都能够落实的话,季平子那小子就应当把权力还给您老人家了。
这时的鲁君其实比孟僖子更需要孔子这样的人。因为他做梦都希望周公所制定的那一套制度能够得到遵守,那样的话,他自己就有权了,哈哈。君就应当高声说话,要像个真正的君,臣就只能在一边听命,说话轻点。季子还不快滚下台去。这么一想,他当然也就同意了孟僖子的计划。
两人一合计,还得让他先到周天子那里进几天修,顺便取把尚方宝剑回来的好。于是给孔子放了一个使臣的职位——这点权他还是有的,又不是什么能弄十万八万的肥缺。
此时徒有虚名的周天子当然支持鲁昭公的计划,天子的梦比诸侯的梦还香呢。于是他对孔丘说:“啊,想要几本破书闹革命是吗?支持支持,库房取去吧。”
又把管理员叫来:“啊,谁,那个老聃啊,鲁老板派小孔来找几本书,你给他介绍介绍,看哪几本书合适,就送给他们吧。”
老聃虽然看不上这个小青年,但老板的指示哪敢不从,所以只有照办。
孔丘当然不会客气,把《诗》、《书》、《礼》、《乐》、《易》等这些记有周天子礼仪制度的书,这些周王室学校的教材都搬回来了。当然,有些鲁国本来就有的书就免了。
搬回来有什么用呢?老季又不会读。读了也不会照着去做。
没关系,咱们办学校,培养自己的人,然后去宣传。
于是,在鲁昭公和孟僖子的暗中鼎力支持下,他的平民学校办张了,并贴了有如下内容的一张招生广告:
“三婶、四叔、五爷的孩子们,都来吧。只要想读书就都来吧,书读好了不论自己的老爷子是挖土的老农,还是杀猪的屠夫,都照样可以和贵族的子弟一样当官。”
嗨,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么好的机会还有不学的?孔先生的学校立马暴满。孔丘也从此成了孔子——姓后面加一个“子”,那是尊称,是大师的标签。为什么加个晚辈的称呼——儿子的“子”反而成了大师呢?是取其赤子之心、道德榜样的意思。
但是问题来了,教师太少啊,而且所招的学生大都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贫民子弟,这书太多了,讲不完啊。没关系,咱们办学的方针不是就为了学习礼仪及想通过这种学习从而恢复周礼所规定的秩序吗,那就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统统删除吧。
怎么删?有“仁”、“义”、“道”、“德”四个字的留下来,其它的统统送到伙房去,成年老柴,发火好得很呢。于是他的学校教材解决了——大约是周天子学校原教材的十分之一。
孔子带回的书中,当然也包括《易经》,但《连山易》和《归藏易》是夏、商两朝的古书,显然不属于周礼的范围,而且还可能没有文字。怎么教?学生问我,我答得上来吗?办法是有的:
“杂七杂八的,什么东西,也送伙房吧。”
从这时起,从孔子办学开始起,《易经》这个名称成了《周易》的专称。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记住三点:
一、《易经》这个概念至少从孔子办学开始起变了,从三《易》的通称,变成了《周易》的专称。缩了三分之二的水。
二、由于孔子的教材是从周王室请回的权威教材,因此“经”字的含义这时已经不仅仅只是指书,而是成了权威的象征,上升到“经典”的高度了;
三、这时五经的排序是《诗》、《书》、《礼》、《乐》、《易》。《易》处于摆尾的位置,而不是和后来一样跑到前面去了。
五、孔子的变性手术
《周易》虽然被孔子作为教材保留了下来,但这却是一本奇怪的教材,因为孔子办学期间并没有教过。或者说这本书发给(如果有书发的话)学生后是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三十多岁的孔子自己并没有将这本书看懂。而且,这时的孔校子忙得很。他要抓紧时间办速成班,组织力量斗季平子。斗争失败后,则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流亡之路。
士为知己者死。孔子一生都在为知己者鲁君昭公、孟僖子及其继承人卖力。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忙碌。但他是很不得志的,除了五十二岁那年在鲁国受到短时间的重用外,他一生都在流亡中度过。都在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那帖没人要的复辟牌狗皮膏药。直到近七十岁时,他才开始安静下来,承认自己的复辟梦破碎。
但这个就要走到生命尽头的老头依然不甘心。他要作最后的一博。他要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他希望自己的理想能由他的学生们完成。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孔先生开始违背自己办学之初只解释而不创作的标榜,“随心所欲”起来了。结果是诞生了两本新书:《春秋》和《孔氏易传》。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
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到:“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这个太史。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继续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呵呵,再杀下去,齐国就没有太史了。
从这两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利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的世界都乱了套,都不按规矩出牌了。歪门邪道盛行。既有大臣把国君杀死的事发生,又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事。孔子害怕这种行为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就写了《春秋》这本书。”
或者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
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就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改为贬称:“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
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巡视——好威风啊,夹着尾巴的时候。
孔子的写《春秋》就是这样按自己的美好意愿篡改历史。他的这种做法有如一个本想要女孩的父亲强行给自己初生的儿子做变性手术。大概孔子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虽然是到了老来无人情的年龄,也还是说出了:“我在《春秋》中偷偷地把一些事实给改了”及“今后懂得我志向的人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而怪罪我的人也将是因为我在《春秋》这本书中篡改了历史。”
一个还算诚实、可爱的老头。
不诚实能行吗?大家都知道的事盖得住吗?能打马虎的时候也还是要打马虎的。譬如对《周易》这本大家都读不懂的书,忽悠忽悠就没有关系。
对,《周易》也是他在改编《春秋》的同时,选择的又一本他以为可以寄托其政治理念的载体。为了将这张王牌打好,他老人家还真是下了不小功夫的。晚年的他日夜都带着这本书。因为翻书翻得太勤,将穿书的绳子也翻断了多次。但可惜的是他依然似懂非懂。
“唉,这破书怎么这么难读啊。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易》就好了,那样的话,对《易》的讲解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他有一天这么叹息道。
但不懂也不能让自己的学生看出来,否则还怎么当老师。所以,当有一天他的学生子赣问他:
“老师,你也相信《周易》是本占筮的书吗?”
他回答说:“当然,我的功夫也还不错呢,有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就是现在占筮技术最好的那个叫周梁山的小子不是也不过如此吗?”
也不知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又以什么为标准认定其准确与否的。当然,这个比率是个进退自如的比率。因为比百分之五十平均概率高,又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后退的余地。当然,要检验我这个老师说的比率是否正确,那可不行。我是有理由拒绝的。
“我从不为别人占筮,不搞这一套。我学《周易》是从中学习有关道德的理论。占筮这类观察事物细微变化的技术是为了把它的道理弄明白。明白了道理是为了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观察到了事物的细微变化却依然不明白道理,就成了巫人。明白道理却没有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成了史官。我自己是直接从中读出道德的,我与史家巫人虽然用的是《周易》这同一种东西,但各自达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看这话说的,一听就让人的脚丫子都生出敬意来。
在孔子看来,他就是那个比巫人和史官站得更高的人。那么,孔子站得有多高呢?他又是如何从道德的角度解读《周易》的呢?他从中读出了哪些道德呢?大都记录在他及其学生们编的五本书中。这五本书就是《彖》、《象》、《系辞》、《说卦》和《文言》。
我们这里不去一一分析这五本书的内容了。我在此想说的只有一点:他及其学生们合编的这五本书与《周易》本义几乎是无关的,说对的地方不会超过百分之五,比中彩还难。
譬如《彖》和《象》两本书对六爻卦画及卦变原理的理解就完成是错误的。什么“动乎险中”、“柔上而刚下”,什么“天与水违行,讼”、“地中有水,师”等等,没有一句话是对的。《周易》的六爻卦画根本就不是由两个三爻卦画组合而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后面解读《周易》卦画时我们会详细解释,这里不讨论。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记住以下几点:
一、 孔子一直是戴着“道德”牌的有色眼镜在读《周易》这本书。也正是因为他的主观意愿太强烈,所以他虽然十分努力,却依然没能把这本书读懂。而且还不懂装懂;
二、 他认为《周易》这本书从根本上讲是一本占卜的书,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 他晚年时与学生一起编写了《彖》、《象》、《系辞》、《说卦》、《文言》这五本书。但编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周易》,而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念。说好听一点就是他自己说的:“托古改制”,就是现代人评价他的:是“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其中的观念可能很好,但肯定不对,与《周易》这本书中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关系。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仅就我们解读《周易》这么个学术问题而言,是有害无益的。
五、强权之下缠裹脚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的时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老大管束的乱世,诸侯国为争夺生存空间必须斗智斗勇,使出全身的解数,于是鬼点子层出不穷地从师爷们的脑袋里头钻了出来。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人特受尊重,有的自大狂比老板的味口还大。而老板也奈何不了他们。想赶他们走人,还得重金相送,好言相劝,深怕得罪客人后再无献策的来者。但随着战国时代的完结,世道要变了。
孔子之后三百年,小兄弟秦国一夜长大,想坐庄。并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平定六国,完成梦想。
天下一统后,秦始皇为了强化王权,统一政令,也为了避免过去诸侯纷争的局面再次重演,决定废除周朝的封邦建国制,而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成了三十六个郡。
“大王、二王、三王们通通滚开吧。本皇直接安排的郡守、郡尉、监御史们来接管了。接管后干得好就留下来继续干。干不好,就卷铺盖回家卖红苕去。哈哈,这些光杆司令比拥有军队、钞票及百姓的王爷们好对付多了。”
但新政的推行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向自大的书生们就不同意,特别是自以为代表了传统正统观念的儒家学者,他们要伸出胳膊挡一挡这辆疾速奔跑着的大车。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封建制度,并当仁不让地大谈其伦理道德的思想,而这种观念与当时秦国以法治国的理念完全不符。于是秦老大发火了。传旨:
“把那些扰乱朝纲,大言不惭的迂儒拉出去,埋了。把他们的和所有其他人的狗屁书,统统烧了。留书不留头,留头不留书。”
噪音没有了。《诗》、《书》、《礼》、《乐》、《易》五经也基本上完了。我怎么说是基本上呢?因为五经中的一本书——《周易》逃过了一劫。
《周易》为什么能逃过这一劫?因为秦老大发布的禁令是这样写的:“秦史及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可以除外。”《周易》正好是一本可以用来卜筮的书,所以这部本应首当其冲的儒家经典大难不死。
我总是不理解秦老大为什么要给卜筮书留下这条活路,也许是老大想:让他们算吧,把自己的烂命算清白了安心做事。或者是想:有了什么大难,去怪老天吧,去求老天吧,免得跑来麻烦本王。也或者是他本人的书也没有读好,因此相信这些鬼打架的东西……反正《周易》这本书是留下来了,并传承不断,成了当时的显学。
但这种传承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也正是“卜筮”两个字。或者说,只能是用来算算命运,择择风水什么的。如果想给本王讲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就先摸摸自己的脑袋有几颗,再算一算它们还能长多长时间吧。于是,这种传承的结果就是结出了流行于秦汉之际的大量纬书和谶书这么个怪瓜。
这里所说的“纬”并不是指我们前面所说的“穿书的绳子”,而是取其“穿书的绳子”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从深度(横向)上解释经典的意思。 或者说,“纬”字与战国时期的“传”字的含义基本相近。纬书从理论上对经书的产生及原理进行了追根求源的探讨,同时也夹杂着大量的迷信思想。
现流传下来的《易纬》有《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图》、《辨终备》、《通卦验》、《是类谋》、《坤灵图》、《乾元序制记》等篇,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以阴阳五行等天地的规律来解释《周易》及卦画的成因(这种解释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原始信息,对我们探讨《周易》的起源无疑是有益的)。二是以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的异常来预测国事人情。
“谶”就是占筮预测的记录和报告,可以用“天人感应”这四个字概括其内容。
如果我们将春秋战国之际的“易传”与秦汉之际的“纬谶”比较一下就知道,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缩水和迷信的泛滥。过去的《周易》所具有的四项基本功用:作为人的言论、行为、制造器物和占筮的依据,现在只剩下这最不重要的最后一项了,而且还是如过去的妇女所缠裹脚一般严重走形,变得丑陋不堪。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请记住以下两点:
一、 秦汉之际的《易纬》相当于战国的“易传”,是当时的学者对《周易》的解释;
二、 《易纬》对《周易》的解读是被秦始皇缠住了的裹脚,又臭又不好看,从中是看不出《周易》的原样,是闻不到《周易》的体香的。或者说,在秦汉之际的人眼中,《周易》的功用缩水了四分之三,并与大量的洗脚水掺和在一起了。
六、“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当时针指向汉武帝的时候,这个强势的皇帝感觉儒家的思想比较合他老人家的味口。于是下令道:
“什么法家,墨家?什么黄老之术?所有阴谋阳谋的,统统见鬼去吧。今后的规矩从今天、日今、现在起,全部由孔先生的班子来调配和操办。”
儒家时来运转了。过去被始皇帝逼得见不得阳光的儒家典籍也重新从墙壁、板缝里面钻了出来。对其所作的研究当然形成了热潮。于是有了“经学”的概念。所谓“经学”,也就是指对孔子过去所选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这五本古书及孔子所编的《春秋》的研究——哈哈,《春秋》也已经成经了。
“哎,同一本书,怎么从墙缝里钻出来的东西与咱们课堂上老师教的不一样啊?”
这是书生们当时的感觉。于是就有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分。所谓“今文”,就是秦汉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所谓“古文”,就是秦汉以前流行的文字——古文大篆,这是墙壁中的文献所使用的文字。
就《周易》这本书而言。这时的今文学派的代表是孟喜和京房的易学。而古文学派的代表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孔子及其学生们所著的那五本书:《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加上不知来路的《杂卦传》和《序卦传》。由于当时所有的人对经书的注释均可称之为“传”,为了以示区别,这七本十篇书又被称之为《十翼》。“翼”是翅膀的意思。将这七本书称之为“翼”,是取其辅佐之义。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们的辅助资料。“辅助”两字在此是标得清清楚楚的。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区别如下:
一、《十翼》注重于对《周易》卦爻辞的研究,而孟京易学关注的是卦爻象、卦爻数的研究﹔
二、《十翼》以伦理道德等人事规律解《周易》,而孟京易学以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自然规律解《易》﹔
三、《十翼》解《周易》的目的是为了人文教化,而孟京易学解《周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占筮的应用。
注意啊,这时候的思想实际上是十分活跃的。以孟京易学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以孔子《十翼》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及儒学派别之外的其他学派都是并存的。但这个好景不长,儒家的翅膀一硬,规矩也就变了:
“滚吧,百花们”。
于是从西汉晚期开始,先秦释《易》的著作也就驾鹤西去了。而从那时起的所有解释只能叫“易学”。随之,这七本十篇的《易传》还与《周易》合到了一起,被统称为“经”。魏晋时期的王弼又进一步将《彖传》、《象传》逐句拆开,分属于每卦卦爻辞之下,把《文言传》分属《乾》、《坤》二卦,其它四“传”则附于“经”后。一盘渗了沙子的《周易》就这样被这个神童调和得更均匀了。
王弼易学一直被视为正统的易学。《十三经注疏》采用的就是王弼的版本。所以,现在的通行本仍然是王弼本。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应当如何称呼这个版本呢?是叫《易经》,还是叫《周易》?魏晋以来,这两种叫法都有,但这两种叫法却都是不对的。因为《周易》是一个专称,是有特指的,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是不能与别人共用的。而《易经》是一个代称,相当于现在董事长之类的职务名,谁在岗就可以如此称呼谁,也可以作为一群人的通称。而《易传》只是对《周易》的解读,相当于董事长的某个自以为是的小秘。我们能把这位张三及其小秘合在一起称为张三或董事长吗?显然都是不行的。
如果我们将这个合本称为《易经》,那么又把《易传》放在哪里呢?因为“经”与“传”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我们将之称为《周易》,那么这时所说的《易经》才是真正的《周易》。有点饶口,是吧?我也觉得饶口。饶在什么地方呢?就饶在概念变了。对,就是概念变了。明明是白色的东西怎么转眼就成了“白加黑”。
为什么要让它饶得这么复杂呢?因为孔先生早就说过:
“要是没有一个正当的名誉,说话就没有人听。”
《易传》没有人愿意听,我把它包装成《易经》或者叫它《周易》,不就有人听了吗?还是姜太公的老把戏——堵嘴的法术。孔子的弟子们把这把戏一用,我们所学的《周易》也就事实上成了学孔子的那一套治国理论,那一套道德思想。还是那一句老话,他说得很好,但说得不对。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可以把那些饶得累人的东西忘记,但请记住如下两点:
一、 从西汉末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周易》及《易经》的概念十分混乱。大都数情况下,《易经》指过去的《周易》,而《周易》指过去的《周易》原文与《易传》的合称;
二、 也是从此时起,书生们所提《周易》也好,所提《易经》也好,大都数情况下实际上是指《易传》,至少是只为《易传》唱赞歌。《周易》原文根本就不值一提。
“化腐朽为神奇”。一盆美妙的盆景就这样由儒家的机器生产出来了:一朵叫《易传》的“鲜花”插在一堆叫《周易》的“牛粪”上。
“哈,哈哈。讨了好,还可以卖乖。哈哈哈。”
看把墙上挂着的那个孔夫子笑的。
对了,写到这里,我们应当为第一节中所提到的那位专家说一句公道话了。他所说:“《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的话,原来不是他的错,是有出处的,是他师傅教错了,是他师傅的师傅的师傅……教错了,而根子就在这里。所以怪不得他。但他没有纠正这个错,就是他的错了。因为此《周易》非彼《周易》。包括有两个部分的《周易》是个假冒产品。
端着一杯只有几滴牛奶的自来水,我们又怎么能够喝得出牛奶的滋味呢?
“唉,这凉水怎么有一股腥味?”对,就是这么个感觉。
七、越学越远的“易学”
“孔圣人坐的位置谁也不准抢。这是儒家定的规矩。不服吗?有本事你就让皇帝安排你来定这个规矩好了。”
皇帝没有安排其他人来定。
因此,从西汉开始的所有人对《周易》的解释就不能再像先秦时一样称为“传”,而只能称为“学”。也就有了“经”、“传”、“学”的区别。而其实,“传”与“学”是基本一样的东西,都是对“经”的解释。当然,也可以将“传”视为老师的备课笔记——虽然他们可能不是背的“课文”,而是记的六合彩。将“学”视为学生所写的心得。
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将这些勤奋的学生所做的心得分成象数和义理二大派别。
象和数在易学中常常连用,其实象和数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象是形状。数是数目和计算。譬如一个人,男、女、老、少、美、丑、胖、瘦……等原因而表现出来的形状特点就是象。你喜欢看你女朋友的脸,又喜欢看别人老婆的身材,就是象在作怪。
而与其相貌特征有关的数字,如身高、三围、年龄等数字及推算这些数字的方法就是数。譬如你想买一台49寸的电视,又要算一算是这一个月还是下一个月才拿得出钱来,这些都是数。
象数学派就是注重于对《周易》卦象、卦变的研究,以其所理解的道理而推导人事吉凶的学术派别。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有汉代的孟喜、京房、焦延寿,宋代的陈抟、邵雍等人。
孟喜和京房的易学统称为孟京学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我们在前一节中己有经介绍。其实我们只要把眼睛睁一点点,就应当知道他们的易学观点与《周易》无关。因为我们在前面己经说过:《周易》与《连山易》、《归藏易》的相同之处是都由六十四卦组成,而区别就在于它们有不同的卦序和不同的卦辞(如果后者有卦辞的话)。而孟京易学的显著特点则正是不诠释《周易》卦爻辞和依据以《周易》不同的卦序来解释易理。因此,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的观点可能是《连山易》,可能是《归藏易》,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乱七八糟的《易》,但绝不可能是《周易》。
“玄乎,这玩艺。”
当时的学者们大都也这样想。
于是,孟京易学因其与《周易》经文本义不符,且神秘而繁杂,在东汉时就逐渐为费直的民间易学——也就是讲孔子的《易传》的那一派所取代。义理学派由此开始引领风骚近千年。直到宋朝时,以北宋初年的华山道士陈抟及继承人邵雍为代表的高人们把《周易》玩出新花样来了,象数学派才又得以显露头角。
这些新花样就是以各种图式解说《周易》原理。这些图式主要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義八卦方位图、伏義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義六十四卦方位图、太极图、无极图等。正因为他们以各种图式解释《周易》原理,故又被称为图书之学。
这些图式花样虽然把人看得眼花缭乱,其实只要你像孙猴子一样眨吧眨眼睛把神定住,就会发现这些图书的原理与孟京易学大同小异,都是将卦看成是演义天地自然规律的符号,都是讲阴阳、五行、时间、方位,都不讲《周易》卦爻辞,也都不同于《周易》卦序,它们与孟京易学所不同的仅仅是卦序的略为变动和表述方式不一样。换句话说,陈抟、邵雍的易学不过是对孟京易学的图形化。除了卦序上的略为变动外,其基本原理没有超出汉易的范围。
这个学派还有一个特点是:尽量迴避和排除阴阳灾异说和天人感应说。或者说,他们在继承和发扬孟京易学时抛弃了已成为义理学派攻击目标的迷信部分。但同时,邵雍又提出了一个以天人感应说相似的皇极经世图。这个图将六十四卦卦序图和其制定的古代历史年表相参照,以说明人类历史演变过程。
分析以陈抟和邵雍为代表的宋易图书学派,可以看出,不论是以图形取代文字表述,还是以皇极经世图取代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说,都只是汉易的变异。也都与《周易》的内容无关。
我们再来看义理学派。
“义”是意义。“理”是道理。事物的性质就是义。譬如我们说“她是一个温柔的女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的“义”。然后给别人解释为什么要说她是“温柔的”?是“女孩”?就是“理”。
义理学派就是注重于发掘《周易》卦名、卦爻辞及卦爻象中所薀涵的意义和道理的一派。
这一派的真正祖师爷应当是孔子。他的《易传》就是说的义,就是说的理。但因为他老人家的金玉良言是“传”,并在王弼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升格为“经”了,所以这个位子就空在那里了。
孔子的徒弟很多:依次为商瞿、楚人轩臂子弘、江东人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于人光子乘羽、齐人田何……最有名的还有汉易的民间学派费直。但是编《四库全书提要》的各位大佬们开完会后把脑门一拍,说道:这个座位非魏人王弼坐不可,因为他在《易传》改名为《周易》的活动中立了大功。于是他这个小字派就成了易学中义理学派的创始人。
“哈哈,编《四库》的这些大佬们也有看走眼,被忽悠的时候。被人操了祖宗,还在旁边鼓掌。”我在认真分析过王弼的易学后笑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笑呢?因为,王弼是个大投机者,把象数及当时代表了义理的正宗儒家学派都涮了。
王弼是山阳人,只活了短短二十四年的他却是历史上公认的魏晋玄学大佬,可谓神童。他聪明过人,能言善辩,从小就特别喜欢老子的著作,才十几岁就把《老子》给注了。注完后,又突发奇想:
“老子再用老子的《老子》把孔先生的五经也给他顶了”。
可惜他的寿命太短,所以他的愿望没有完成,否则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五经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的。但他所注的《周易》还是完成了。这就是《周易注》和《周易略例》这两本书。
《周易注》是对《周易》和《彖传》、《象传》、《文言传》三传的注释。《周易略例》是讲他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他的易学观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杂交”。
他一方面高举反对象数学派的旗帜,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汉易以体例解易的方法,提出一爻为主说、爻变说和适时说的新体例,取代孟京易学的互体说、卦气说、卦变说、纳甲说的旧体例。
他一方面遵循《易传》以义理解经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抽取了《易传》的脊梁骨——儒家思想,而植入老庄的学说。
他其实既不属于象数派,也不属于义理派。他什么派都不是,他的易学观点是将《易传》的特点与汉易象数学派的方法及老庄哲学嫁接后的杂交品种:一头非驴非马的骡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反儒的。所以我笑那些迂儒们把他错当成了活菩萨供着。投机高手,就应当是这样左右逢缘的哟。
《四库全书提要》将王弼之后的继承者确定为宋朝的胡瑗、程颐,南宋的李光,杨万里。他们的易学观点不外乎三个特点﹕一是源于《易传》﹔二是杂于象数和老庄﹔三是脱离《周易》经文而自由发挥,而且时间越晚,发挥得越充分。
历代易学的研究就是如此,不仅没有超出《易传》对《周易》的理解,而且是越来越随意地解释《周易》原文,以至于易学的发展不是让人们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正确地了解《周易》,而是使得人们的观点距离《周易》本义越来越遥远,以至于当代的易学将《周易》原文视同糟粕垃圾一样。
近现代易学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疑古﹔二是彻底否定《周易》原文的价值﹔三是肯定《易传》及易学中的义理学派对《周易》的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哲学思想。
如果不相信,大家可以去书店翻一下现代学者们所著的书。大多数情况下,你都会读到如下几句类似的话:《周易》及《易传》的作者不可能是文王、孔子等个人,而应是一个广大的集体。其创作不应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完成,而应该是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周易》卦画及卦爻辞则是来源于筮辞,是从殷周积累的大量筮辞中挑选整理出来的。其创作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是迷信的产物。而《易传》的作者通过对筮法以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将古代的占筮升华为哲学典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等等。
现代易学的这些观点,正是从孔子《易传》开始曲意解经以来,历代大师们“得意忘象”,“随时取义”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就导致了一个有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
当代易学界赞赏《易传》的思想,而《易传》视《周易》为宝贝,《周易》在当代易学中又被看得一钱不值。
在孔子的眼中,《周易》如同钻石、金子般闪亮。也正是因为它的闪亮,他才想天方,设地法地把它借来披在自己的身上。
但在今人眼中,《周易》却成了一堆死骨杇木。在今人眼中闪光的是孔子及其为首的儒家思想。
这种状况有如那则买椟还珠的古老成语故事:楚人卖珠,郑人却只欣赏他装珠的木匣子。《周易》就是那颗被今人退还的没有了木匣子的可怜宝珠。
“唉,好可怜的《周易》。抱回家吧,别人不要,我要,木匠要。还有跟在我帖后的这些朋友们要。”
好,我们就把她抱回家。
“别哭了,宝贝。我们现在就回家。回家后洗个澡,换花衣,让人看见你的本色有多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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