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第四章 为民众贡献一生

zhangyafeng5591

我的人学

第四章　为民众贡献一生

第一节　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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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代的先驱者
——乞丐起义与厄格蒙特序曲

    前些天偶然打开电视，正巧看到NHK（日本广播协会）
    台的“名曲展播”。这天放映的是贝多芬的厄格蒙特序曲。据说贝多芬共写了十二
个序曲，其中以一八一○年完成的厄格蒙特序曲最为有名。
    二次大战刚结束时，我住在东京的大田区。那时在狭小的公寓里，深夜欣赏贝多芬
的唱片曾是我一大乐趣。当时正是第二任会长户田的事业陷入苦境之际。我每天同他艰
苦奋战，同时自己又染上肺病，身心极度疲劳。在此困苦之中，贝多芬的雄壮乐曲给了
我巨大希望与勇气。我感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正如“暴风雨中的青春”，眼下不正是走向
光辉胜利的序曲吗？！
    据说，贝多芬有感于歌德取材十六世纪荷兰独立运动的剧本《厄格蒙特》，才创作
了这个序曲。后来贝多芬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对歌德的敬意。他写道：
“我由于热爱那个诗人，才创作了那首曲子。”（《贝多芬书信集》，小松雄一郎译，
岩波文库版）
    在荷兰独立运动中，为了民众，为了信仰，献出生命的领导人厄格蒙特，以及团结
在抵抗强权运动的核心乞丐党周围的民众群像，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许多群众运动的启
示。
    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震撼全土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运动爆发，新教兴起，出现
新教与旧教的尖锐冲突。在这严重的形势下荷兰发生独立运动。
    十六世纪前半期，荷兰与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方部分领土，属于同一
国家，名叫尼德兰国，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统治。一五一六年查理五世继承西班
牙王位，尼德兰便成为西班牙属国。翌年，德国爆发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也逐步传入尼
德兰。当时的尼德兰已发展成工商业中心地带。新教主张“勤奋工作，为神所知”的道
德观念，这自然深得民心，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尼德兰的统治者也同德国一样采取了镇
压新教的方针。不过，查理原是尼德兰人，了解当地民情，所以他的镇压并不十分严重。
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腓力二世把大约一百年前扑灭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时使用的审问异端者的宗教裁
判制度，重新搬到尼德兰，对新的“异端者”进行残酷镇压。因此矛盾速迅激化。
    终于在一五六六年发生起义。那些对国王腓力二世愤怒已极的数百名尼德兰中下层
贵族，一举冲进布利尤色宫。
    他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废除宗教裁判制度”，“召开解决宗教问题的联邦会议。”
就在此时，一个国王的近臣侮辱他们说：“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乞丐而已。”这就是乞丐
党一名的由来。
    他们此时正为自己组织的名称犯愁，听了这个，便饶有兴致地反其义而用之，把一
个侮辱性的称呼，变成自己的光荣称号。据说当时他们还举杯高呼：“乞丐党，万岁。”
后来就在这名称之下，集结起反抗暴政的力量，进行了名垂千古的斗争。
    我深觉公然把乞丐这一蔑称反过来当成自己的荣誉的作法是颇有气概的。凡事大度，
不把对方放在眼中也很重要。我想，不管对方如何攻击自己，恶语也好，侮辱也好，全
然不过是向天唾吐的小人行径。我们应当具有才能和度量使自己永远挺起胸膛，阔步前
进。
    具有历史意义的“乞丐党”成立了，起义开始。但是斗争异常炽烈。
    第二年，一五六七年，西班牙国王立即派去阿尔发公爵进行镇压。阿尔发建立“除
暴评议会”（血的评议会），展开恐怖的镇压活动。因此，以厄格蒙特为首的八千多个
贵族和市民惨遭杀害。在这场狂暴之中，十多万民众被迫逃到海外。
    乞丐党受到沉重打击，幸免的人大都流亡国外。那些流亡者在国外组织“海上乞丐
党”，继续革命。潜伏下来的人化名为“森林乞丐党”，展开攻打教会、袭击修道院等
激进的游击活动。在这场苦难之中，斗争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战争特色。
    一五七二年，“海上乞丐党”占领布里尔。进而攻下佛兰德尔和德伦特两个州的各
城市。以此为契机，抵抗运动逐步取得成功。一五八一年，北部七个州发表独立宣言，
荷兰共和国获得自由、独立。
    不经历苦难，便不会有凯歌。“乞丐党”在迫害面前没有屈服，终于成为争取民族
独立的“核心”。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在“乞丐党”背后，最活跃的人物有厄格蒙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等人。看来，厄格
蒙特很富于智慧，在战场上勇猛果敢，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他反对西班牙暴政的行动，
正是代表民众的呼声。
    后来歌德在戏剧中对厄格蒙特作了感人的描写。剧本大约在厄格蒙特逝世二百年后
的一七八七年九月完成。当时歌德三十八岁。
    他笔下的厄格蒙特是一个热爱自由、正义的革命宗教运动盟主。他在群众中有崇高
威望，“天下人全都热爱厄格蒙特伯爵。”
    戏剧中的厄格蒙特责难那种由于无谓的不安与恐怖，浪费眼前大好时光的人，他说：
“只有享受眼下的瞬息时间，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还说：“我已站在高处，还可
以走到更高地方，而且不能不走。我感到希望与力量，我还没有到达最高顶点。”
（《歌德全集4》，内垣启一译，潮出版社版）
    歌德通过这些语言的设计，表现出厄格蒙特勇敢的个性。
    “构成主人公特征的是刚勇，这是他的天性，是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同前书）
    厄格蒙特最后中了阿尔发公爵圈套，被俘后遭判死刑。但是他的信念一直丝毫未变。
他的情人克莱露芬拼死设法营救，最后失败，绝望之余服毒自杀。在厄格蒙特赴刑场之
前，牢房中出现克莱露芬的幻影，为他的正义之死祈祷。厄格蒙特最后指出：爱国志士
的鲜血不会白流，他说完“我要为自由而死。”之后，大踏步走向刑场。厄格蒙特走上
断头台，戏剧即将拉幕，此时他高呼：“为了营救出你们最热爱的人，愉快地死去吧，
就象我现在这样。”（同前书）
    厄格蒙特就这样，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留下铮铮的壮语。
    歌德的亲密朋友、历史学家、德国剧作家席勒在《荷兰独立史》（丸山武夫译，岩
波书店版）中写道：“我认为尼德兰获得自由是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大事之一，也是使十
六世纪成为最光辉世纪的原因之一。”
    他在书中还热情地赞扬了荷兰的独立史是“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它说明一个人
的勇敢能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
    觉悟的民众能够创造多么伟大的成果。
    一个人顶住逆风站立起来，该有多么困难！另一方面，支持这个人，与他齐心协力，
又需要多大勇气！在现实中，抱着不安与踌躇，无所作为地被历史洪流吞没者数不胜数。
面对这种现实，席勒竟称赞为“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足见其内心激昂之情。
    “恶魔为了自己的繁荣，最需要的是善良人们保持沉默。”
    这是第十七次帕格沃什①会议宣言的一句话，是今天这恐怖的核武器时代，充满和
平愿望的呼声。   
　　①帕格沃什会议——全名“科学与国际问题会议”。1957年在爱因斯坦等呼吁下，
在帕格沃什召开。以后在世界各地召开多次。一直沿用此名。

    任何时代的“序曲”，永远是由“先驱者的勇气”与“民众团结的力量”合奏而成
的。上述历史观点概括了时代的根本潮流，我们决不应当忽视。

扭转法国革命进程的妇女
——鲁库勒夫人的果敢行动

    法国大革命距今已二百年。这次革命震撼整个欧洲，宣告了封建桎梏时代的结束。
同时这次革命产生了“人权宣言”，树立起“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概念。
这个划时代的宣言已成为今天民主主义的源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革命使受
压迫的底层群众的能量爆发出来，成为扭转历史的主要角色。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出现
了一幕幕动人的群众场面。
    拉法耶·萨巴契尼的《斯卡拉母修》（加岛祥造译，潮夕库版），就是一部以法国
革命为背景的、激动人心的热血小说。
    革命前的法国，特权阶级的僧侣和贵族高高在上，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平民们处在受
歧视被剥削地位。然而这种暴政最终仍是被民众打倒了。在这部小说中，我印象最深的
是作者插入唐·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一段情节。
    小说主人公安德烈·路易勇敢地起来向权力者宣战。他的义父凯路卡第公爵讽刺他
的行为是盲动。义父说：“你读过唐·吉诃德吧，在他冲向风车时，发生了什么事？现
在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就和那时一样。”路易反驳说：“如果风车过于强大……，我就
要设法在风的身上下功夫。”
    他把风车比作特权阶级，风就是群众。用刀枪不能把风车打倒。可是一旦风吹起来，
风车就不能不转。可以说法国革命正是民众掀起的风暴。它迫使风车不停地转动起来，
后来又把人道主义的熏风吹进整个欧洲。
    在这场吹动历史陀螺旋转的风暴——法国革命的前夜，一个普通的不出名妇女登上
历史舞台。
    鲁库勒夫人是个经营小杂货铺，同时兼作缝补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的市井妇女。就
是这位妇女却走在法国革命的最前列，数年坚持向“巴斯底要塞”进行斗争，终于打开
这要塞的沉重大门。
    我年轻时也曾读过关于这位妇女的书，很受感动。大约二十年前我写下题为《献给
保卫生命尊严的人》的诗篇：其中有下面一段：
    为了早日实现真正的团结、幸福与解放。
    你以身保卫生命的尊严。
    持久和平与繁荣，并非垂手可得。
    却铭刻在你们纯洁、坚强、伟大胸怀之中写此诗时，我心中充满对这位保卫生命的
尊严，弹奏出革命序曲的法国妇女的敬意。这种感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巴斯底”，原是城堡之意，最初是保卫巴黎的要塞。十七世纪，路易十三时代，
把它改为监狱。后来由于一些反独裁的著名作家被囚于此，它便被视为绝对王权的象征。
    一七七九年左右，巴黎有三十多个类似的牢狱。民众随时有可能不经任何审问被捕
入狱。根据国王签发的命令书规定，巴斯底狱有任意逮捕之权，它成为封建专制的根基。
    这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被关入巴斯底狱的无辜群众，包括为了信仰而献身的殉
教者在内，总共达五千人之多。
    不管什么时代，只要群众不敢斗争，就会出现当权者、为政者任意横行的局面。最
终遭受痛苦与悲惨命运的还是民众。
    因此，为了人人都有一个美好人生，就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努力，扩大人民友好范围。
    要实现人类这些最起码、最切实的要求——“不许发动战争”、“要在地球上消灭
‘悲惨’与‘不幸’”、“要建立一个好人得志、坏人受压的‘和平’与‘安祥’的世
界”，必须依靠民众。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人类如果失去实现这些愿望的力量与智慧，
那将是最大的危险。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革命全面开始。第一步是解放巴斯底狱。但是法国著
名历史学家米什莱认为，解放巴斯底狱的第一位有功者应是鲁库勒夫人。那被视为绝对
王权象征的监狱，是被一个妇女的柔弱的手推翻的。
    据米什莱的《革命的妇女》（河出书房版）一书记载，鲁库勒夫人生活非常平凡。
有一天，她偶然拾到一封信，是一个关在狱中的政治犯写的。这犯人二十五岁时成了政
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已被关在狱中达三十五年之久。
    鲁库勒夫人拾到的信，是那犯人委托看管交给一个慈善家的，不料看管喝醉酒，丢
到路上。
    夫人读过信后，知道了这素昧平生的犯人是无辜者，是专制政治的不幸牺牲品，于
是出于一个妇女善良的怜悯与慈悲，便开始营救这无辜犯人的行动。
    米什莱在上述的书中概要地写道：
    “在当时那种腐败的社会中，也有许多易于流下同情泪水的博爱主义者、大臣、法
官和贵族。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采取实际行动。这无名的妇女从信中了解到悲惨的事实之
后，气愤得战栗不止。然而她却没有流泪，她立即行动起来。”
    看到别人痛苦不幸时，谁都会表示一下同情，说一声“太可怜了。”但却很少有人
考虑一下“我该为他作什么？”
    “要怎样帮助他？”特别是一旦采取行动会给自己带来苦难，会危及自己安全时，
就更加困难。判断一个人是否伟大，应当看他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果敢行动，坚持
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鲁库勒夫人迈出的正是这种苦难的步伐。
    她的行动确实果敢，她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她身着朴素服装，走过一家家一户户，
进入大小公馆，向高官、领主诉说自己的信仰；请求他们释放犯人。她的诚挚达到无以
复加的地步。
    但是她的行动却在亲朋之中遭到非议，受到卑劣的怀疑，甚至有人认为那犯人可能
是她的情夫。社会，总是对正义的人十分残酷，往往投以恶劣卑俗的目光。
    人们指责和非难那些先驱者的行动已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出于恶意、忌妒和
自私去捏造一些毫无根据的谎言，也是亘古常见的伎俩。结果常常是正义者的本来面目
被埋葬于地下，唯有那些谎言却公诸于世，甚至假话被当成历史事实传给后人。
    鲁库勒夫人不久便失业。但是父母的死，官府的压迫，屡次三番的磨难，都未使她
为之动摇。她不灰心也不害怕，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
    她敲过各处的门，找过各种关系，到处奔走呼号。有一次为了得到王宫侍女的帮助，
她拖着怀孕七个月的沉重身体，寒冬腊月，竟然从巴黎徒步走到凡尔赛宫。
    这样经过数年斗争，终于有一天向国王路易十六呈递释放犯人请愿书的机会来了。
但是国王冷酷无情，做出永远拒绝释放的回答。万事皆休！一切努力化成泡影。残酷！
这是极为残酷的回答。
    可是，鲁库勒夫人在此情况下仍未停止她执著的斗争。她始终相信民众的力量，她
向那些不满专制制度的贵族、富有同情心的公爵夫人、哲学家、法官等等不断进行工作，
掀起一次次舆论的风潮。
    真是永无后退的执著精神。任何道路都是一样，要想朝着最终目的走到底，绝非易
事。“绝望”与“恐惧”好像甜美的诱惑，时时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越是靠近它，心
里越会空虚，感到无能为力。
    鲁库勒夫人继续不断地与“巴斯底狱”进行斗争，那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刻终于
来到了。
    一七八四年，路易十六在周围呼声的迫使下，发出释放那个犯人的命令，并进一步
对滥用国王签发的命令书现象提出限制。这样，那难以攻克的巴斯底狱的大门，在一个
妇人的正义呼吁面前第一次打开了。
    鲁库勒夫人终获胜利。后来一七八八年她离开人世。第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
命便拉开帷幕。她当然没有参加巴黎人民解放巴斯底狱的行动。但是，应当说正是她的
坚强不屈的信念才把这个巴斯底狱拉到人民审判台前。
    关于真正的英雄，米什莱这样写道：
    “英雄是谁？是那修筑了耶那桥（架在塞纳河上的巴黎的桥——引用者）的人（拿
破仑——引用者）吗？不，不是！这里有一个比他更加伟大、更有力量、更有生命力的
人，他的名字响彻大地。”（《法国革命史1》，后藤达雄、后藤喜久雄译，日本评论
社版）
    那声贯法兰西革命圣地的、超过拿破仑的英雄，就是为了生命的尊严和自己的信念
而战斗的“平民英雄”。
    鲁库勒夫人正是平民英雄中的一个。她为“正义”和“自由”献出生命，她从巴斯
底狱的铁锁下救出一个生命。她改变了人们对神圣不可侵犯、坚不可摧的牢狱象征着的
专制势力的恐惧与绝望情绪，带来了“勇气”，掀起了群众斗争的波涛。
    可以想象，她首先要不断战胜自己的恐惧，她用“勇敢”和“智慧”战胜眼前一个
个障碍，才完成了伟大事业。
    剥去一切装饰，作为一个人还剩下什么，这点最为重要。
    她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之类的人，所以应当说她身上的力量是最强的。
    鲁库勒夫人的事迹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平凡的妇女竟能打开积聚在群众心中的能
量的喷出口，成为推动历史的人。
    她最初的动力只是出于一个妇女对无辜犯人的同情与自己倔犟的性格，再加上她的
直率。这使她能把思想立即化为行动。
    人世间真正的强大，不是来自外表风度、权力、财产和地位，而是来自强烈的“人
性”，即为了自己既定目标而甘愿献出一切的“人性”。
    赤裸裸的人性的呼唤才能抓住人心，成为不断开拓人类友好的沃野的动力。

大众最有知识
——长谷川如是闲与吉川英治

    大众是一个具有最丰富知识的集团，大众最为英明。比如，在电视中观看政治家演
说时，他们能够一针见血地看穿眼前人物的内心世界，评论说：“这个政治家嘴上说得
漂亮，心里很阴险。”还有说：别看他相貌堂堂，服装考究，“内心十分庸俗空虚。”
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看穿本质的智慧与判断能力的大众也是可怕的。
    活跃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名记者长谷川如是闲和作家吉川英治，曾围绕
“大众如何英明”的问题进行过对谈。他们发表的对谈记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之外，均为我师》，吉川英治著，大和书房版）
    吉川在对谈中，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大众？在我们作家看来，大众就是大知识。”
    长谷川接着说：“这是对的，不管道德还是宗教，大众主张的都是正确的。”吉川
又说：“想敷衍他们，要手腕应付他们是行不通的。大众不可欺呀。”长谷川甚至说：
“大众最有聪明才智，……有了大众，社会生活才得以维持，若是大众崩溃了，社会就
要崩溃。而知识分子，则死也好，活也好，都无关紧要。”最后吉川作出结论：“想到
自己的对手是大众，就感到畏惧，不能不严肃，不能不鞠躬尽瘁。”
    他们所指的大众，就是民众吧，两位先生阐明了深刻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没有知识
分子的“清高”与“傲慢”。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对民众的爱和谦虚，自身也将被时代抛
弃这一真理。
    想到“民众”的力量和运动，我不由得想起印度的甘地。
    他反对使用暴力，反对服从，被称为“伟大的灵魂——甘地”，据说这个称呼是泰
戈尔赠与的。这个名字比“印度独立之父”更加深入人心。因为甘地一直生活在民众之
中，对于民众来说，他确实是自己的灵魂的支柱。甘地一生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如果
不是依靠灵魂的光辉是无法完成的吧。
    卡尔·贾斯帕斯①晚年，曾称赞甘地说：“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避免核武器大量屠
杀人类问题。甘地对此早已作出正确回答：‘只有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才能挽救我
们。’”（《伟大的畏魂甘地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拉达克里修男编）   
　　①卡尔·贾斯帕斯——德国哲学家。

    如果只从政治效果来考虑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只不过是看到冰山的一角。正如水
中实际尚有几十倍的冰块存在一样，他的巨大灵魂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当今政治的层次。
当今政治靠的只是最后通牒式的武力。此外他还紧紧抓住了政治性现实这条野马的缰绳。
甘地的“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的行动影响波及全世界，归根到底，其原因是他充满
爱护人类的感情。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发出的巨大灵魂的光辉逐步
照遍民众灵魂的伟大景象。
    佛法也是从民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莲大圣人的著名的《立正安国论》中所用的
“国”字，大多写成“囻”。即“囗”中不是王而是民。大圣人又在别的书中写道：
“王以民为亲”。他说此话正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在我刚刚信奉佛教时我还很年轻，
所以他的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王以民为亲”的这个王，现在看来就是当权者，社会的统治者。领袖本来应把民
众视为自己的“亲”（父母），真诚地为他们服务。这是每个为政者都必须牢记的最重
要的基本原则。民众就是产生一切的“亲”，民众才是一切事情的基点。
    我一直认为，忘记这点便一事无成。民众比任何统治者，比任何名人，比任何享有
荣誉的人都要高尚。我们应当永远生活在这至高无上的民众之中。一切从他们出发，从
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长期以来，民众一直被一小撮统治者当成可利用的手段。
    如今，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不以民众为友的人，永远不会获得成功。忘却民众，没
有民众支持的运动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的。它最终的命运只能是逐步失去生气，走向
灭亡。
    扎根于民众的共生、共感与共进才是正确坚实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
稳步走向道德化的社会。

新人道主义
——评《赤脚的达里埃人》

    不论走到哪个国家，如果你能侧耳倾听民众的呼声，打开他们的心扉，你就会听到
人道主义的心声。
    一九八三年初夏，我访问了罗马尼亚，这是个百花争艳、绿林成海的国家。我有幸
与几位作家、诗人进行交谈。其中有已故的作家扎哈里亚·斯坦克先生。如果他还健在，
我们肯定会成为相见恨晚的至友。
    斯坦克先生的代表作是《赤脚的达里埃人》（直野敦译，恒文社版）在日本也拥有
众多读者。这本书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他们不畏暴政，在贫苦中，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坚强、乐观地生活着。
    其中有一段给我印象最深：
    故事的舞台是多瑙河边，在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交界的国境线上。由于地理原因罗
马尼亚的达里埃村民和保加利亚人经常往来。保加利亚人常走过河来做生意。春天卖种
子，秋天卖菜。达里埃人与他们结成纯朴友谊。
    不久，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再也看不到保加利亚人过来。后来有消息说他
们熟悉的伊万、斯妥扬、维尔丘、安东等人都已死在战场上。没过多久，更坏的消息传
来，达里埃人也必须和保加利亚人打仗了。一天，人们被集中到广场，宪兵们宣布打仗
的决定。人们开始议论起来：
    “什么？和保加利亚人打仗？”
    “我们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冤仇？我们不是朋友吗？看起来伊万、斯妥扬他们死了
倒好了，要是活着还得在战场上见面。哪有这种不光彩的事呀！我们不得不互相撕杀，
互相射击……。”
    这段对话充满美好的、暖人心田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肯定是些没有学问的人，正
因为没有知识，才不具有被歪曲的民族偏见和敌意。作品体现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
人性之美。体现了不管是罗马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一切扎根于生活大地上的人们
所共有的人性。我并不是鼓励无知识，但我认为一切知识与学问都应当为民众的美好生
活感情服务。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精确地描绘出民众的内心世界，使天下亿万读者受到震动，成
为国际间的桥梁。正像斯坦克先生所描写的那样，民众之心，更广泛地说，人类之心，
如果去掉一切装饰，就是地道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
    这里我联想到一个与日本人有关的故事。一九○四年左右，日俄战争开始不久，正
好也是在《赤脚的达里埃人》所写的那个时代。
    一天，日本军队的团部抓到一名俄国军官和一名士兵。他们第一次见到俘虏。于是
连长招集起士兵，询问谁想看俘虏，他要求想看的人举起手来。可是举手和不举手的人
各占一半。
    连长奇怪，便一一询问那些不举手的人为什么不想看。其中有个士兵答道：
    “我在家的时候是个手艺人，穿上军服才成了日本武士。
    我虽不知俘虏家住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觉得一个军人作了俘虏被拉到各
处去示众，实在残忍。他太可怜了。所以不愿去参观他，污辱他。”
    连长听了他的解释很高兴。原想去看的人也一个个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这次参观
俘虏的活动便取消了。
    这是作家长谷川伸在《日本俘虏志（上）》（中公文库版）中所写的一段史实。事
情发生在战争当中，所以格外使人耳目一新。这样一个充满人性之美的思想，来自一个
普通民众，转瞬间他便征服了整个连队，我对此深表敬意。
    我想他是绝对不愿打仗的，他一定非常热爱自己手艺人的工作，以此为骄傲。即使
无奈走上战场，也不愿失去自己作为人的骄傲。“不知那俄国俘虏家住哪里，是个什么
样的人……。”——这句话充满对一个想来同为劳动者，同样有家庭的异国人的同情。
    这个故事也表达出与达里埃人相似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民众的胸怀。值得注意的是
两个事例中都提到“耻辱”问题。
    一个认为与保加利亚的朋友互相撕杀是“耻辱”；一个是不愿“污辱”俄国俘虏。
这两个心绪虽然产生在相距甚远、互不相识的两国人身上，但必然有其相通的共同之处。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新的人道主义并非空洞口号，它已在民众心中开放出绚丽花朵，
必将成为走向和平的坚实步伐。

没有哲学的时代
——赫伊津哈的揭示

    当今是信息化社会，坐在家中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情报。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泛滥的
信息之中了解真实情况也很困难。不少人一旦登上了电视等宣传报道，便错以为自己真
的伟大起来，别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现代社会越华丽，就愈发孕育着真假、虚实难
辨的危险。
    社会朝着日益巨大化、信息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承认自己
是“富裕的社会”、“中产阶级意识”等空洞的形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轻率
浅薄的潮流中去。约翰·赫伊津哈①早就看清在大众社会化过程中，人类的思维能力和
判断力，总的来说是在走向衰退、幼稚。他指出：“如果一个团体采取低于自己判断能
力的幼稚行动，我把这个团体的态度称为幼稚性。就是说，这个团体不是要把孩子培养
成大人，而是使自己的行为接近少年时的表现。”   
　　①约翰·赫伊津哈——荷兰历史学家。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出现一种最令人忧虑的‘判断力减弱的症状’”。
（《在明天的阴影中》，藤绳千草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五十年前，在法西斯主义的
阴云笼罩下，他敏锐地发觉了全体主义完全抹杀个性的危险倾向，做出上述断言。他当
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随时髦潮流，
因而正在变成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永远
把握一个准确的尺度，永远不要忘记实际的现实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可以叫“没有哲学的时代”。今天社会遇到的一切
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哲学。人类过去出现过苏
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还有众
多的宗教家。他们在各个时代留下足迹。但是，到了今天，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哲学反
倒全都失去自己的力量。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哲学，恰恰证明这是个不幸的时代。因为没有哲学的人不
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是一味地延续不稳定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广漠的时间与空间。
于是，懒惰出现、堕落发生。人们沉浸在安逸与享乐之中。反过来，懂得深刻哲理的人，
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妙处。深刻的哲理能够逐步在人们内心深处，发射出耀眼的光茫。
在这个不断追求相对的高价值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哲学，让它在自己心中树立起正确的
价值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是个数学家。我认为他也是通晓万般道理的大学问家。另外他还
是少有的佛法实践者。对先生来说，思索即实践。或许应当说是实践转成对人生的深刻
思索。
    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生之师，我感到无上光荣。
    先生曾引用一个最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哲学的概念。他们：
    “最通俗的哲学是在水户光圀（黄门）的漫游记中。有一天，水户在农村向一位老
妇人要水喝，并且坐在她的米袋上。老妇人一见申斥道：‘这是要向水户老爷交纳的大
米，怎么能坐在屁股下面呢！’光圀只好低头认错。听起来是个滑稽的故事。
    可是，那老妇人虽然没有学问，却有信念，有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心中有哲学。”
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却无法改变她的信念，这就是哲学。具有哲学的人是强有力
的。”
    这是个描写封建时代的故事，对故事本身该如何看，且不去管它，故事里反映出一
个道理：不管任何时代，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稳固的“价值观”与“秩序
观念”，离开它们，人类便无法生存，社会便无法发展。
    我认为“哲学”应扎根于民众实际生活之中，又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不管如何抽象
化，如何具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它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
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出鲜花。因此，越是“没有哲学的时代”，越应不断注视民众
心灵深处蕴藏的深刻人性和抵抗强权的情感，以及各种实际感觉。在大众化、信息化社
会里，能否取得领导者地位，就在于此吧。

民众的原像
——中国人与正视现实的思想

    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讲谈社学
术文库版）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
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那种神仙。在亚洲其它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以来就有
许多神话。一直相传至今。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
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诀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无神的文明”这个命名十分贴切。
    那么这样的文明在形成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有个大
胆的断言：“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特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的开头反驳“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的观点，他举出许多善人衰亡，恶人反而荣兴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著名的质问：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古典文学大系》、野口定男译，平凡
社版）
    司马的质问在日本也很为人知，这里我不想研究“天道”为何物，大概其中有儒教
与道教的影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许多封建的糟粕。但是我认为从这句话
里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
    当然，透过人类和自然现象寻求普遍规律的愿望不只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整个人
类的一贯追求。我又发现，司马迁是通过个别事件才提出“天道”这一普遍规律是否正
确的疑问的。
    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株连，遭到“宫刑”。众所周知，他是在悔恨之中写下
《史记》的。“李陵之祸”及“宫刑”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也是他不
能不质问其正误与善恶的明显的个别事件。就是说，他并非要弄清“天道”本身的问题，
他是要质问自身悲剧这一个别事件中表现的“天道”是否正确。我想，“透过个别现象
看整体”，正是从这个意思开始的。
    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于“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
体来看个别。神统治着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一切地方。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
的意志。
    神的意志是绝对的、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像司马迁那样，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
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
司马迁式的质问。
    因此，在欧洲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要通过神这个三棱镜去观察。这个三
棱镜对他们也许是个普遍真理，但结果是披着神的面纱的对外侵略及排外的殖民地思想
便得以横行。
    概括为“透过个别看整体”的中国传统与上述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文明里产生
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中国不是用一个固定的三棱镜去观察事物，而是把目光对着现实。从实际中探索
出普遍的规律性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预感到：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
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
比博士对基督教一向严厉批判。我想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
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
    正视现实本身，据此进一步改造现实，这是一种理想。我从鲁迅的锐利目光中感觉
到的，正是这种注视民族灵魂的视线。他排除一切三棱镜，全神注视现实。他在评论人
的时候，揭去一切粉饰外装，表现出人的本来面目。他以人压迫人却不知耻的“吃人”
现象作为主题，创作了《狂人日记》（竹内好译，岩波文库版）。在这书的末尾，他痛
苦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吧……。”这喊声深深地刺痛了
读者的心。
    在描写最下层贫苦农民的《阿Q正传》（同前书）中，他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
没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这段
简洁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那种生存于愚钝之中，像杂草一样挺拔的民众的原始形象。
这使我又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洞察力。他曾在巴黎的小流氓心中发现了“由存在于巴黎
空气中的观念所产生出的一种非腐败性”。
    恐怕不能说鲁迅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功效，但是我相信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主题，在新
中国已得到继承。以前我会见作家巴金时，他提到：“我写文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
这使我十分钦佩。巴金又说：“我的敌人是谁呢？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进
步与人类发展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是粉碎了爱情的一切坏东西。”我从巴金先生的风
貌中看到了与鲁迅相同的、和民众一起战斗的“战士”形象。进一步看，战后中国一直
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是对此极为关注的许多人之一。因为从这一口号中，我
预感到开辟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即将出现。
    有位曾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名叫约瑟夫·尼达姆。在他的大
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思索社版）一书序言（胁本繁译）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处
在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
同体。”
    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群像。我认为只有
中国的悠久历史与现实步伐才蕴藏着开拓上述未来的无限的能量。

扎根于庶民之中
——前汉宣帝时代的善政

    中国前汉时代有个被赞为“中兴之治”的君主，他就是宣帝。宣帝的祖父曾被诬谋
反，以至株连全家。那时他才诞生几个月，虽幸免于被杀之难，却被降为“庶民”。后
来皇帝不期驾崩，后继无人，便找到他这个武帝的曾孙，继承了帝位。由于宣帝生长于
民间，深知百姓状况，又掌握了生活智慧，所以他的政治曾放射出异彩。他最憎恨形式
主义与虚套。
    讨厌那些知识阶层的儒者们标榜传统、玩弄脱离百姓生活的理论。
    宣帝的太子生长在宫中，不懂人间饥苦。他凭主观意志请求宣帝纳用儒者。宣帝听
后，勃然变色，斥退太子。《十八史略》（林秀一著，明治书院版）中有如下记载：
“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
    在这里，他严厉申斥了那些堕入形式，不尊重现实，只是一味要求遵循古法的儒者
们。
    日本作家陈舜臣氏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
    中描写了儒者们倡导在皇帝进膳时施行古礼，宣帝对此严加批判，斥之为形式主义
的情况。宣帝嘲笑宫中这种大讲排场，煞有介事的进膳仪式，他说：“这么做还吃得下
饭吗？”他深知百姓过着饥寒交迫、汗滴禾土的苦日子，所以感到“终日研究应行几遍
礼、屈膝多少度，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吉拜与凶拜有何差别等等，简直愚蠢到极
点。”
    陈舜臣又写道：
    “宣帝认为给与那些教习礼仪的官员高薪厚禄是浪费国库资财。”还描写了宣帝每
当听到他们脱离实际的空话，心中便觉焦躁，“必然想起从前漂荡在自己周围的百姓的
汗水气味。”对于曾在民众的烦恼与痛苦中生活过来，熟知百姓现状的宣帝来说，那些
儒者们的废话是最可气的。
    宣帝一向施善政，积极设法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世人常说的设置“常平仓”
一事，就是其中之一。《十八史略》（同前）中还记着：“拜刺史、守、相之时必将亲
自见问。”就是说每当任命接近百姓的地方官时，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提出各种问题。
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将到民众中去的地方上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廉洁的人，百姓便无法
安宁。
    领导人如果是娇纵任性的特权阶级，或不了解“平民的风格”，“平民的心理”，
便不可能和民众走在一起。一个十分接近百姓，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
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一直被称为汉朝历代皇帝中的明君，他的各项政策都深得民心。因为他能运用
在平民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同时又具备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顽强精神。可以说他的苦
难经历使他把民众永远当成思考问题的尺度，又使他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可驾驭的血肉之
躯。

畜生横行的地球
——桐生悠悠的信念

    长野县曾有一位坚持自己信念，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人。
    他就是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编，著名的桐生悠悠。他是在后人谈论“战争与记者”
一题时常常提到的人。
    他是这样描述信州风土的：
    “原来（——引用者）信州为言论自由之地。信州人因富于理智而闻名。既为聪颖
民众聚集之地，信州成为言论自由之乡则便不足为奇了。因此信州就是我们自由言论者
——评论界的理想地区。”（《桐生悠悠自传》，太田雅夫编，传统和现代社版）
    的确，信州（今长野县）的人民大多聪慧而独立性很强。
    他们刚直大胆、具有毅力，似乎带有一些英国人的性格。由于生活在这种“言论之
乡”，所以桐生才写出了这段正义的文字斗争史。
    这是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事。从八月九日开始，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连
续举行三天防空大演习。八月十一日，正值演习高潮之中，桐生主编写出题为“嗤笑关
东防空大演习”的社论。
    社论大体梗概是：“应当在敌机到达日本上空以前去击退它。如果忘记这点，即使
进行演习来预防空袭，也无济于事。”
    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观点。
    但是这篇社论惹恼了日军军部的掌权者，桐生最后被迫辞职。就连这样客观反映是
非的一点点自由都要受到镇压。骄横的强权实在可怕之极。
    辞职之后他搬到名古屋，经营出版私人杂志《他山之石》。在这里，也由于他对强
权政治的无情批判，屡次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他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
他曾说过：
    “我并非只是要表达一下心中想说的话，也不是要尽情畅所欲言以求一快。我所说
的，都是不能不说的话；是作为一个国民，在此非常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出于一个
爱国者的立场，同时也是人类的立场，必须说出的话。随心所欲说出心中的话，会感到
痛快，然而说出必须要说的话，却不是痛快，而是痛苦。”“正因为如此，最终我被剥
夺了生活的权利。”（同前书）
    就这样，那时他受到迫害，被视为国贼。今天，他已成为“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
的典范，永远名标青史。
    他曾把当时的世界形容成“畜生横行的地球”。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也依然如此吧。
他在这句话中表现出的敏锐思想，以及他不惜与强权战斗的勇气，至今还激励着人们。
他用行动回答了所有新闻报道事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而写”，“如何而写”。
    新闻报道是为什么人存在的？永远是为民众而存在。是为什么人而写？是为平民之
友而写。新闻报道事业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
    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利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
然助长权利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不能不更加畏惧他们。这种恶性循环，将
给日本带来危机。我为此深觉担忧。
    总之，桐生悠悠这个新闻报道事业正路上的先驱者的足迹，也向当今世界提出了尖
锐的问题。

残酷的宗教审判
——开普勒之母与“捕捉妖女事件”

    每当想到迫害，就想起一个与布鲁诺、伽里略一样，同罪恶的宗教权威斗争的人。
他就是约翰内斯·开普勒。
    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是关于太阳系行星的运动“开普勒定律”的发现者。他被
称为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出现“开普勒定律”，大概也不
会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
    开普勒原来师从丹麦天文学家戴克·布拉埃。开普勒不只依靠先立假说，然后找出
证据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通过对布拉埃积累达十七年之久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分析，才发
现了行星运动规律。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子计算机帮忙，在得出结论之前要经过十
年甚至二十年的计算过程。他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埋头于反复计算的、充满热情与执着
的人。
    可见，如果他不成为布拉埃的学生，没有遇到那些观测数据，便不会出现开普勒定
律。因此，他的发现可以说是师徒共同劳动的结果。
    开普勒活跃的时代是十七世纪前半叶，正是近代科学的建设时期，也是“捕捉妖女”
①的宗教运动狂热到顶点的时期。不幸的是开普勒的母亲也被指控为“妖女”。他的兄
弟和亲戚由于害怕世人指责竟抛弃了这位母亲。传说她犯有各种罪行，从记录看似乎也
存在某些问题。但开普勒完全不顾这些传说，坚决出来斗争，营救母亲。最后终于获得
胜利。在审判“妖女”的历史上，被指控为妖女之后，尚能得救的人是极少的。   
　　①捕捉妖女——审判妖女是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内部的一种迫害习俗。
    传说妖女与恶魔性交后得到魔力，宣传异端邪说，加害于人。罗马教会视其为异端
者，经审判处以死刑。

    在阿萨·凯斯特拉所著的《约翰内斯·开普勒》，（小尾信弥、木村博译，河出书
房新社版）一书中介绍说：对开普勒母亲审判时，竟举出四十九项罪状。其中包括有她
听到圣书的语言没有流泪之类的例子。当时这叫“哭泣考验”，是审判妖女活动中最有
力的证据之一。足见这种审判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为了救出身带枷锁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母，开普勒勇敢地站出来，他断言那些迫害
母亲的人，才是受了“恶魔”的指使。在战斗中他没有朋友，那是一种“孤独”的斗争。
为了给母亲辩护，他写下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辩论文稿。
    他的母亲已把死置之度外，坚决拒绝承认“是妖女”。儿子伟大，母亲也同样伟大。
这样，经过一年监禁，母亲终于获释。一场艰苦的奋战过去了。但半年之后，她便告别
了人世。
    开普勒此时含着悲愤向世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星的第三定律”。与此同时，
他也完成了小说《梦》。这是描写他和母亲一起到月球旅行的科幻故事。小说根据太阳
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写成。他以此书有力地反击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开普勒之梦》，
约翰内斯，开普勒著，渡边正雄、畑本惠美子译，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我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曾参观过那象征基督教残酷历史的古宗教审判所。现已
成为博物馆，保存着当年黑暗历史的遗迹。
    在欧洲各地都有宗教裁判所，但像这样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多。法庭天花板上的雕刻
和监狱等依旧保留原来的样子。生动地再现了那造成大批牺牲者的悲惨历史景象。
    一九七九年在利马发行的《宗教审判》（塞巴乔斯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这
个博物馆再现了那充满真正苦闷的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表明那是无法言表的受难的日日
夜夜。在这里，那些被诬告的无辜受害者，被扔在与毛骨悚然的小路相连接着的洞穴之
中，堆积起来，活活埋掉。被囚禁的人们受到残酷拷打之后，他们诅咒着人世的一切，
被迫在这里渡过漫长的最后生涯。”
    这个宗教审判所于一五七○年诞生，最初按照西班牙国王命令，在利马中央教会开
办，一五八四年正式改设在现在的波利巴鲁广场上。
    在此之前，西班牙人皮诺洛一五三一年入侵秘鲁北部，逐步征服一个个地方。在此
前后，那些具有审判官资格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使节，早已在秘鲁登陆。所以在此审判
所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进行了多次宗教审判。
    利马宗教审判所的完全废止是在一八二○年。它坑害民众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当人
们听到废止的消息时，一齐拥向那里，砸毁设备，推倒房屋。足见它在民众心中积结了
多么强烈的怨恨与愤怒。
    宗教性的镇压行为，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处屡见不鲜。不过通常所说的“宗教审判”
似乎多指基督教而言。这是对那些违背所谓的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者以及其它宗派，
强迫实行改宗的制度。从中世纪中叶到近世，在欧洲、拉丁美洲都广泛开展过这种审判。
这是一段真正的残暴拷问和严酷刑罚的历史。看来审判的最初目的在于维持天主教的纯
洁单一，强迫改宗。但实际上重点放在对异端者的取缔和处刑方面。
    塞巴乔斯又写道：“利马宗教审判所的机构由七十一人组成。审判长以下有二名审
判官，另外有律师、咨询官、审查官、出版物检查官等等。它是一种法庭形式，但事实
上由于没有刑法，一切均按审判官的意志决定。”据说，由于审判中那些替犯人进行辩
护的人，可能也被扣上异端者的帽子，所以很少出现对犯人有利的证人。看来，那些法
定的辩护人实质上是诱导犯人坦白的说服者。足见审判官的权限是极大的。
    二百五十年之中，利马审判所共有四十二名审判官。他们都是由西班牙派遣而来。
他们背后就是最高权力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民众却十分惧怕他们，
称其为“从地狱来的吃人魔鬼”。
    塞巴乔斯还在书中这样写道：
    “最可鄙的是这一件件的残暴行为都是由精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进行的。他们不只
是对自己的残忍行为毫不介意，而且避开承认自己行为残忍的一切机会，岂止如此，这
些专门从事镇压职业的人群还组成了特定的集团。他们生活在隔离于群众之外的巨大庭
园内、歌声荡漾的笼子里，根本听不到被推入悲惨深渊的平民的哀叹之声。”
    下面有篇判决书，可以充分显示那些反复进行残暴审判的审判官的心理状况：
    “认定犯人有罪之后，便进行拷问，拷问是为了使犯人承认被告发的具有证据的事
实。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间里命令进行拷问并持续下去。其结果即使犯人死去，或流血，
或断去手足，都是由拒绝坦白认罪的犯人自身造成。责任在于犯人，与我们无关。”
    这是多么巨大的谎言！被怀疑者的多数都是遭到诬告的人，有什么“坦白”可言呢！
对这些依仗宗教权势的、压迫民众的狂妄的当权者，我心中涌起无比的愤慨。
    宗教审判也有杀一儆百的因素。审判时，除审判官之外，该地区的要人也全部出席。
塞巴乔斯指出：“绅士、淑女也有义务盛装出席，这是当时对教会及政治忠诚的证明。
据说，那些盛装的有权势者要拉着“罪人”，由中央广场沿大街游行。
    然后“罪人”们被绑在十字架上处刑。被告人变成一种示众、儆戒的工具。也常成
为人们寻开心的街谈巷议的话柄。
    尽管被称为“罪人”，他们也是痛苦的、将死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寻开心，决不是
正常人的心理状态。
    宗教审判的牺牲者仅在秘鲁就有五十万之多，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非命呢！
其中肯定也有人格高尚者，还会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正义的人。这样一些人却被强行
推入可怕的死亡深渊。真是一部令人战栗的历史。
    早在秘鲁等拉丁美洲各国实行宗教审判之前，欧洲各国自中世纪开始，都进行过这
种审判。
    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国王的“王权”与教会的“教权”并存时期。社会机构
与教会互成表里，结为一体。在宗教审判过程中，王权与教权的利害相互纠合，加上人
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作祟，便造成阴森可怖的屠杀历史。教会不顾平民痛苦，一心要满足
自己追求财富、权威、以及权力的丑恶欲望。基督教本来是个劝说人们尊重良心，倡导
博爱、宽容的教会。然而正是这个教会却使数百万的平民无辜流血牺牲。这是无法否认
的历史事实。他们镇压的对象不只是异教徒，一些地道的基督教徒，一旦批评自己教会
的教义也会遭到不幸。动辄被处以烤刑，或绞刑。这段历史的教训极为深刻。当然它已
成为过去，现代的教会也已完全不同，不过，在回忆这段基督教漫长的黑暗历史时，我
们仍然不能不想起汤因比博士对它的狭隘性作出的严厉批判。
    自古至今，有多少种宗教都曾仰仗自己巨大的权势，压迫蹂躏过百姓。本来理应为
民众而存在的宗教，却反过来成了迫害民众的机构。这种可怕的历史场面永远不应忘记。
    譬如日本江户时期，也有过宗教压迫。那时许多佛教界信徒由于强烈的信仰支配，
常常自发地出去布教，因而遭到逮捕。
    本来寺院有责任保护信徒，保卫信仰的纯洁性。但是他们害怕牵连，便申明这些
“是教徒自己的布教活动，与寺院无关”。
    传布佛法原是宗教者的使命，然而在遇到迫害之时，他们却毫不顾忌地竟把责任全
都推到普通信徒身上。
    这太卑鄙！任何时代遭到牺牲的总是平民百姓。今后必须改变这悲惨的历史。为此，
我认为最需要的是个人的坚决、勇敢行动和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的民众力量，以此抨击
那些将会导致集体性的疯狂行为的心理因素。总之，只有觉醒了的民众，才是创造历史
的主人。我们应当看到时代已经步入了这个“阶段”。

民众才是佛法存在的土壤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

    世上最宝贵的是民众，任何东西离开民众的土壤都无法继续繁荣发展。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曾有种种评述。大体来看，在外因方面有两种分析，一
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侵入”；一是由于“与印度教的妥协”。但是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最
主要的是内因作用。即“脱离民众”。
    佛教本来是为民众兴起而又流传于民众之中的宗教。释尊深刻体会到平民的哀乐，
在同人生痛苦的斗争中，才留下珠玉般的教诲。
    据某佛教研究专家说，现在甚至有这样一种偏激看法，说“释尊不曾宣传过佛教。”
释尊宣传佛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一乍看上去极为奇怪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富
于含蓄意义的语言。当听说释尊曾宣讲过“八万法藏”这一庞大佛理时，便会使人联想
到体系精密、详尽的教理，觉得释尊似乎也是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宣传佛法的。然而释尊
的说教是对苟延于贫苦中的黎民众生进行的激励，是对呻吟于病苦之中的老媪抱着无限
同情的言词，是对陷入精神苦恼深渊的青年们亲切的鼓励。在他结束传教生涯之后，他
站在苦于等级差别和身份制度的大众一边，所发出的火一般热烈的字字句句，便形成
“八万法藏”留传下来。经文始终都用问答形式叙述，就充分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性。
释尊说教的佛法是在同民众对话和行动中迸发出来，而后归纳成经典的。
    一提起佛教，人们往往以为它存在于深山老林，是一种静寂无声的东西。但实际佛
教的正统从一出现时起，就是深入生活实践，在群众当中得到生动的宣传继承的。这点
值得注目。
    但释尊圆寂后，佛教远离了普救众生的精神。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解释学的先行”。释尊曾使用比喻等方法，巧妙、通俗地讲述了自己的
悟彻之理。并使用其卓越的、慈悲的人格教化民众。因此使那些不能理解高深佛理的人，
通过释尊的因时、因人、因地的“自在的说服力”和“伟大的人性”的影响，而依归了
佛教。
    但是，释尊圆寂之后，佛教教团就佛说含义及教理展开了烦琐的研讨。由于见解不
同，又分裂出多种派别，出现所谓“部派佛教”时代。
    因此他们背离了释尊作为实践者“深入民众之中”、“普救民众苦难”的真意。后
来由于反省到这一倾向，兴起了大乘佛教。但是依旧没能改变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趋势。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救活一个个具体的人。忘记民众，脱离现实，一味玩弄空洞的理
论，便完全失去佛法的根本精神。
    不论他们怎样炫耀“难解”的“论理”，怎样用深奥晦涩的言词来装饰自己，这种
人都是不可信的。
    不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如果群众不懂，也就没有价值。所谓深奥的道理，不能算是
优秀的东西。也称不上宝贵。相反，能用通俗的言词解释最深远的哲理的人，才是真正
的佛学家。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说明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例子是使用梵文编集佛典问题。释尊在
世时要求其弟子用俗语讲经，即用社会上通用的日常语言宣讲佛法。这一点从目前各地
发现的佛典手抄本使用的语言也可得到证明。
    自古普塔王朝开始，国家提倡使用梵文，因此佛典也用了梵文。这是佛教衰落的开
始。
    梵文不是群众的日常用语，曾作为神圣的语言用于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等处。可以
说是一种特权阶级的语言。
    一种观点认为，编集民众无法看懂的佛典正是佛教失去在民众之中活跃地位的证据。
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
    日莲大圣人也曾使用平假名（日文字母）写过信，那是因为对方不认识汉字，这里
正体现了佛教本来的精神，体现了他指导与弘教的方法。
    印度佛教脱离群众的另一原因是它的支持者只限于城市居民。城市里有王公贵族、
商人。佛教团体自然一直依靠这些人的捐赠。其结果却无法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农民之
中生根开花。
    由于“依赖城市市民捐赠”而出现另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就是“寺院中心主义”造成的僧众的堕落。以前是一个个僧人分别去化缘乞讨，
来解决供养问题。后来僧院增多，供养问题统一由寺院来解决。
    手捧钵盂一家一户去乞讨化缘的修行，原是基于一种严格的规矩进行的。随着寺院
的增多，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艰苦修行竟逐渐被遗忘了。
    即使不进行修行，那些有权有势者照旧捐来财物。而且供奉额逐步增加，因此寺院
积蓄起巨大财产。最后甚至接受土地的捐赠，寺院简直变成一种依靠收取土地租金过活
的“世俗领主”。
    这样，随着寺院财富增多，生活具有保障，比丘（僧）们便失去与民众的接触机会，
脱离人民，堕落下去。甚至出现为了吃饭而出家的僧人，以及犯罪分子为了安全逃进寺
院出家的情况。
    形成教团组织的比丘们，本应是求道的“修行者”，同时也是“弘教者”，是民众
的好“导师”。但是佛教变成寺院中心主义之后，寺院成为僧人们的专有财物。其结果，
严格的“修行”、慈爱的“弘教”、以及为民众的幸福而献身的作为“领导者”的使命
等统统撇在一边。
    印度佛教的“脱离民众”情况，从以上各方面看，都极为明显。
    印度佛教失去了佛教原有的基于坚定“信仰”的生命力走向唯心主义，最后只能走
向衰败。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是同样道理。
    由此可知，当伊斯兰教侵入之后，印度佛教立即彻底消亡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此
外，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印度教兴起之后，印度佛教受到排挤、感到压力，便主动吸
收印度土著的民间信仰，发展成密教。从而失去原来的精神，同所谓“活死尸”相信，
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可以说来自伊斯兰教的打击，只不过是促使其内部早已腐朽
的印度佛教这棵大树倒下去的最后一击。
    与此相反，实际上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却是印度教。抛开教养的高低、深浅不谈，就
数量而言，目前在佛教发祥地的印度，佛教徒仅不足百分之一，而印度教徒却占百分之
八十。
    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有人研究说，纵观印度佛教的历史，佛教从未像印度教那样得到民众支持过。即便
在被认为是佛教最为昌盛的阿育王朝、迦腻色迦王朝统治时期，民众中占有最强势力的，
依旧是印度教。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佛教对印度教逐渐妥协，这从某种意义看是同群众的
接近。但是佛教已失去至关重要的释尊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独立性，受到同化。因而必然
消声匿迹。
    最重要的是在坚持本来精神的同时，做到设法与“民众”共同生存，不断启发“民
众”的觉悟。“民众”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脱离民众的结果造成印度佛教的衰亡。如果
重犯这种错误，将是最愚蠢的人。
    以上便是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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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zhangyafeng5591 于 2007-6-28 10:41 编辑 ]

zhangyafeng5591

我的人学

第二节　开化的家庭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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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的美满夫妻
——廖承志夫妇的恩爱锁链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在东京会见了率领“中日友好之船”来到日本的、中日友好协
会的已故会长廖承志先生及夫人。廖先生是我五年前初次访华时，第一个在北京迎接我
的中国朋友。那次是深夜到达北京机场，我刚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带着温和微笑的廖
先生，就率先走上来与我握手。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次在日本我们是久别重逢。会见这天，廖先生先到会场。在和我欢谈之时，他满
面笑容十分愉快，还不时喷吐出香烟的烟雾。正在此时夫人经普椿女士走来，不声不响
地把丈夫手中香烟拿去，在烟缸上捻灭。廖先生耸了耸高大的肩膀，顽皮地笑了。原来
夫人这是对他进行健康管制。大家都知道廖先生心赃不佳。不光如此，他年事已高，身
材又过于高大，甚至有“大象”之雅号。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曾
“严令”经夫人对廖先生施行健康管制。
    经夫人是个稳重、谨慎的人，感情从不外露。这一点与开朗的、用清晰的日语谈笑
风生的廖先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廖先生此时却象做了什么顽皮的事，受到母亲的管束
一样，令人笑逐颜开。夫人自然是希望他健康长寿，多为人民作些贡献。这是个极自然、
平常的场面，我却觉得由此窥视到一对同志式夫妇的深厚情谊。
    经夫人当时身处中日友好协会理事要职；廖先生是活跃在中国革命第一线上的人物。
廖先生的父亲在革命中被杀，他本人也参加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廖氏夫妇是在相
互理解和爱情中建立起共同信念和目的的夫妇，由此我深深感到经历过苦难的夫妇间的
恩爱锁链是多么坚固。
    经夫人对丈夫的健康管理十分严厉，但另一方面她心地却十分善良。一九七八年秋，
我第四次访华结束时，在北海公园内举行答谢中日友协各位的宴会。席上，我们的一个
年轻团员用中文唱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唱完之后，我看到与我同桌的、一向冷
静的经夫人眼中闪着泪水。她并且哽咽着对周围的人说：“我想起了已故的周总理，周
总理真是为人民贡献一生的人，他是非常好的人。”此情此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中。
    可以说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与丈夫志同道合的妻子最为刚强，也最美丽。日莲大圣
人曾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必是跟从别人，又使别人跟从自己之人。”跟随丈夫的同
时，妻子还必须有明确的方针——使丈夫带领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幸福的方向走去。妇
女应是家庭安定与社会团结的积极骨干。
    我认为丈夫与妻子不应只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更应是朝着人生大目标
前进的、同一主体，是共同的建设者。也许夫妇这一深奥的内在含义就往于此吧。夫妻
的这种恩爱锁链和他们共同的汗水与辛劳创造出的成果，必将筑起雄伟的、坚实的人生
高塔。

体谅、关怀之心
——夏目漱石的《路边草》

    每当思考家庭问题时，我常想到一句名言：“不论是王公还是庶民，在自己的家中
看到和平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家庭的基础首先在于夫妇的关系。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是一样。在我国，
孩子生下之后，家庭的重心便移向孩子。丈夫改称为“爸爸”、“父亲”，妻子也改称
为“妈妈”、“母亲”。尽管如此，夫妇关系的好坏仍是家庭的基础。
    提起夏目漱石，人所共知，他是登上日本近代文学最高峰的文豪。因此他能和当时
的高官——贵族院书记官的长女结婚。不过，他的婚后生活似乎并不幸福。
    据说他晚年的小说《路边草》是自传性质的作品，在那里可以看到他那不幸的婚后
生活的影子。
    漱石化身的小说主人公健三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学教师。
    妻子名叫阿住，是位高官的女儿。他们的婚姻当然是受到人们祝福的结合。但是两
人之间很难相互理解，内心总是产生各种误解与分歧。《路边草》正是漱石根据自己的
生活体验创作的作品，是一部描写夫妻间纠葛的名著。
    小说中，有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健三为了补充家庭开支，用现在的话说，业余干了点兼职工作。他一心希望妻子能
过上更加宽裕一些的日子。但是当他把挣来的钱交给妻子时，“当时妻子并未显出高兴
的神色”。
    漱石这样描写了当时两人的心情：
    阿住想：“如果丈夫给我钱时说上几句温情的话，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过来。”
    而健三却想：“如果妻子能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去，我肯定会说出温情的话来。”
    这真是把人物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不愧为文豪的生花妙笔，令人佩服。凡事都是
如此，彼此之间，只要求对方，指责对方，而不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这只能日益加深
彼此间的沟坎吧。
    不只夫妻关系如此，家庭成员间、亲戚朋友交往之中，都须牢记这点，至关重要。
    还有这么一个场面：一个星期天，阿住外出回来迟了，健三一个人吃了饭，躲进屋
里。阿住回到家，只说了一声“我回来了”，并没有对自己回来晚了表示一点歉意。这
种傲慢态度使健三很不高兴。所以他只回头望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也许健三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只要说一声“我回来晚了”，丈夫的心情就会
舒服一点。然而不知是自命清高，还是由于与健三的关系冷淡使她的心也变冷了的缘故，
阿住口中竟没有说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健三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竟然一句
话也没答理。
    接着他又描写道：“这样一来，这件事又在妻子的心头投下了暗影，妻子也一声不
吭地径直走向客厅。于是在二人之间，便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丈夫的不开口又使妻子心中不快，两人关系变得愈发冷淡。说起来事情的发生只是
由于妻子没有诚恳地说出一句普通的实话来。
    要说是小事，可能确实是小事。但是有时小事就能成为左右现实的“大事”。一天
的喜怒感情也常常为这些小事情所支配。
    人的心是极纤细的物质，如同几个传送装置接在一起，互相牵动旋转一样，微妙细
小的心理活动，总是一瞬一瞬地相互重叠活动的。决不可忽视这种心理上的精细、敏捷
状况。越是出色的领导人越懂得这种人心的特点。
    我见到过许多世界性的领导人物，在政治家当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称得起是这种
类型的领导人。
    同时我又感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语言”是极重要的工具。人的一句话，既可
以引起争斗，也可以促成和好。一句话可以造成终生伤痛，也可以变成难忘的人生转机。
一句话具有一颗心。因此我认为重视语言，就是重视人的心。我希望自己永远是语言美
的人。因为充满真挚的美丽语言虽然平凡，却能抓住人的心，使人紧紧团结起来。
    健三夫妇由于内心的点滴误解，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
    漱石写道：
    “两人都感到已成为再不能互相彻底交谈的男女。因此两人都未想到应当改变现在
的自己。”
    的确，通过这个作品使人看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不能正视自己的倾向。这种弱点将
影响一生。可以说，不能变革自己的人，结果一生都要受到命运的摆布。
    人考虑问题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经过相当的修炼之后才能站在对方立场多方考
虑。如同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旋转一样，如果在考虑人际关系时，也用这种“天动说”，
那就太幼稚了。在认识人、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站在对方立场
上考虑问题，这是人类成长方面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懂得人心”决不是多
多留意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个人完全成熟的证明。说明他成为脱离自我世界、胸怀
更大世界的巨大生命力量。

成熟的家庭
——揭示家庭之含义的《娜拉》

    任何人不可能自己诞生，也不可能只靠自己长大成人，必然是在家庭中诞生，在家
庭中成长。可以说夫妇、父子、母子、兄弟之间都是由一种无形的锁链联结着。这正是
“不断创造人类”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土壤吧。
    我对于最近几年人们呼吁的“家庭崩溃”现象深感忧虑。
    因为我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著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矢崎源九郎译，新潮文库版）是一部描写主人
公娜拉为谋求“自身的独立”而离家出走的剧本，这早已驰名世界。《娜拉》的最后一
幕最为精彩。在这一幕，娜拉对丈夫的虚伪和自己过去的空虚生活痛感绝望，毅然宣布
分手。她的告别也是宣布立志“要作真正的人”的开始。她的丈夫赫尔梅想使她回心转
意，对她说：
    “难道我在你的心中永远不能成为超过别人的人啦？”对此，娜拉只回答了一句：
“那必须是出现奇迹中的奇迹。”
    赫尔梅：“什么是奇迹中的奇迹呢？”
    娜拉：“那是在你和我都发生了变化之后——不，我已经不相信会有那种奇迹了。”
    赫尔梅：“可是，我相信。你快说，我们俩都发生变化之后呢？”
    娜拉：“那时我们俩的共同生活，就会象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吧。啊，再见吧。”
（走出门去）
    于是，赫尔梅叹息着，呼喊着娜拉的名字，“啊，这奇迹中的奇迹！？”他这样发
出最后的带有一线希望的呼喊之后，幕落。
    易卜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主题，并不是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他在一封信中曾
写过：“真正需要的是人的精神上的革命。”（《易卜生》，原千代海著，玉川大学出
版社版）这句话正是他的思想核心，是贯穿全作品的“意愿”。易卜生找到了能够创造
新时代的家庭的钥匙。它不是存在于环境的变化之中，而是在人的自身变革之中。
    本来组合成家庭的锁链应当是爱情，是纯洁的心。但是，一旦这锁链是由阻挡彼此
成长的依赖性、惰性和表面形式结合而成时，它就成为一条沉重的束缚人的铁链。我想，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人总是要生活在某种联结彼此的锁链之中、联系之中。只有在坚
实的锁链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具有深刻意义的生之喜悦吧。
    娜拉的出走正是要寻找一条更为坚固、更为紧密的锁链。
    这恐怕是她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里程碑吧。我想易卜生想要说明的是不论男人还是女
人，能否进行这种人生旅行，完全取决于自身成长的程度。
    在第二代会长户田组织的青年聚会上，曾把《娜拉》作为教材进行过讨论。我记得
那时户田先生在做总结时说过：
    “这个《娜拉》的续篇该怎么写，是个大问题。今后你们要个人写个人的啦。”这
句话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中。
    “家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越是处在激烈的变化时代，越应回到最初的起
点去认识家庭的永恒使命。
    一句话，家庭是“创造人格的场所”。也就是每日每时加深着心灵之美，通过彼此
间的帮助不断修练每个成员的人格，由不成熟到成熟，日益丰富起来。我认为这才是永
远不变的家庭存在的意义。
    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不断与社会进行交流，然后又回到家庭。在这样每日每时的反复
过程中，加深和扩大与左邻右舍、周围人员的交流。他们把在各自不同社会、地区中得
到的体验带回来，形成家庭内的空气，并影响着家庭的成长。我想，这样不断成长起来
的家庭或叫“自我变革”，或叫“自我进步”，总而言之是充满向上发展活力的家庭。
我把今后的这种家庭形象，暂时称为“成长家族”。
    当然，“成长家族”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家庭是不断创造的。没有人能提供给
现成的完美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家庭就是通过爱的不倦的努力创造出来的。”
（《作家的日记（1）》，川端香男里译，收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7》，新潮社版）
一千个家庭就有一千个样式。这就很好。用不着去和别人攀比。另外，并不是不具备一
切条件就不幸福。
    比如我们用电子计算机找到一个条件最优越的人，他举行过最豪华的婚礼，一开始
就住进自己购买的新居。但是如果没有爱的不倦的努力，他的家庭很可能只是外表物质
华丽，内部十分空虚，最后有堕入《玩偶之家》的危险。
    如果只靠“自家住宅主义”，乍看上去十分幸福，实际会有意想不到的薄弱之处。
如果不能朝着人生的更高层次，为了彼此的成长而不断努力，也不会刻写出人生的幸福
和胜利的历史。只存在人们相互慈爱、相互体谅、共同攀登高坡之时，也就是这个“成
长家族”或者叫“真的家庭”建成之时，才能促成一个人类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出现，幸
福之风才会吹到人间。

抱着正确目的走向社会
——一个劳动妇女的严肃态度

    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的十月，我访问了秋高气爽的广岛。为纪念广岛被炸四
十年及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各国青年男女聚集到这里，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和
平文化节。我是应邀来出席这个大会的。
    在会议期间，我打听到一个妇女的下落。三年前她的丈夫死于癌症，后来我曾一直
关心着她的情况。
    听说在她丈夫留下三个爱子突然离开人世之时，她曾茫然不知所措，沉重的打击使
她悲痛欲绝。然而，最后她还是站起来了。这动力便是对三个孩子的爱。她下决心“不
叫孩子们失去希望”。虽然经济上不一定困难，她仍然到建筑公司去工作，同时照看孩
子，每天从事的是自己生疏的工作。她要通过自己的表现，向孩子向社会表明，“我们
的家庭丝毫没有后退。”这种心情是对丈夫的忠诚，也是对自己的鼓励。这位妇女曾说
过：“我觉得丈夫和孩子们都在看着我工作的情况，所以一点也不能偷懒。”
    她的话是平凡的，也是感人的。对她来说，工作岗位就是磨炼自己，使自己成长的
最好的修行道场。她要成为好妻子、好母亲的决心完全化作对工作的尽心和不断进取的
力量。
    现在，从事各种工作的职业妇女已达一千五百万人以上，超过了家庭妇女的数量。
由于工作岗位的扩大和管理职位的出现，妇女参加劳动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时代潮流。
    听说最近不光单身青年妇女大量参加工作，那些从事计时工作的母亲们也在明显增
加。她们出来工作的原因：一是家庭电器和速成食品增加，家庭琐事变得简单了；二是
生活费用、房费不断上涨，需要增加收入。不只如此，在人的寿命已达到八十岁的今天，
孩子长大之后的漫长岁月应当如何过得更有意义，也是人们考虑的问题。
    不用说，他们的情况千差万别，目的很多。我历来就主张妇女把视野扩大到社会，
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因此出现这种“女性时代”的现象，我是双手赞成和支持的。我
认为她们心中立志把握自己平凡的人生，使其更加坚实，更加适于自己发展的愿望是非
常可贵的。
    当然，每人参加劳动的动机肯定不同。但是，不管最初是以怎样的心情开始的，工
作总归是工作，工作就要负起责任。
    那些把工作岗位当成磨炼自己人格、施展才能、完美自我的场所的人，工作就会成
为她们的食粮。此外，在我和许多劳动妇女交谈过程中，深感最重要之点是要把家庭和
工作岗位区分开来，尽量有个思维方法与情绪上的变换。比如：来到眼前的工作要尽量
当场解决；工作中要有具体目标；不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加于同事或晚辈，而应当善于
诱导别人介绍经验。
    自然，生活不可能都按道理去进行，为了使“劳动母亲”的自行车能在家庭与工作
岗位之间保持平衡，越过有形无形的障碍，工作的目的就如同一个车把，必须牢牢把握。
平衡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掌握。有时也许会倒向一方，甚至摔倒也在所难免。关键是要
坚持下去，战斗下去。
    成长起来的人没有牢骚，他是谦虚的。每天勤勤恳恳踏着人生的车蹬前进下去，周
围人们看待你的目光肯定会变得温和起来。
    对劳动妇女来说，最大的苦闷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只要看看对孩子们进行的
调查就可知道，和母亲相处时间的减少，似乎并不一定会成为孩子们沉重的精神负担。
反倒有很多例子表明：由于母亲既能工作又能管好家庭，母亲的奋斗精神反使他们更早
地认清社会，懂得了正确的人生态度。
    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靠漫长的接触或语言的交流。父母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教育环境。
这种精神自然也适用于专职家庭妇女的情况。这里无须赘述。
    我想，家务与育儿也应算作创造性的“工作”。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又为了自己
的人格，不管什么事都能认真努力完成，这就是最重要之处。孩子们会在母亲身上学到
这种精神，从而成长起来。
    今后，女性将会更加深入、广泛地进入社会，这是时代的趋势。女性的特点是耐心、
细致、善于体察关心别人。有强的审美观点。如能重视她们这些特点，使其发展，必将
有利于社会。不只限于某种职业，在社会的各部门内，以及和平运动之中，女性都能发
挥巨大作用。正是女性那脚踏实地的扎根于大地的实践经验与生活体会，可以使容易走
向空洞化的各种运动得到充实。现实生活才是一切人共同依据的基础。“母亲如果变化，
世界也会大变”——妇女的呼声、妇女的主张一旦运用到社会各个角落，必将给陷入困
境的现代社会带来极大光明。

结婚是有崇高意义的创作
——评山本周五郎的《桃井》

    常听人说现在离婚率增高了。也许还有一些夫妇即使未构成离婚，也只是维持着淡
漠的感情而已。
    夫妇是这个世界上有缘相逢的一对，他们曾立誓要一生比翼相随，现在却因某种原
因各奔东西，其中定有第三者难以推测的不得已的情况。这种迫不得已的最终选择令人
同情。
    属于这种情况者可能是多数。姑且不谈这些，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在面临困难和绝望
之时，以及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夫妇间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山本周五郎的作品中有个小品《桃井》（《山本周五郎小说全集1》，新潮社版）。
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武士的女儿。她相貌不甚美丽，所以自幼就喜欢读书，从中寻找乐趣。
逐渐地对和歌产生浓厚兴趣。立志写作和歌度过一生。在拒绝多次提亲之后，竟错过婚
期，无人问津了。
    后来她得到了转机，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老妇人，在和老妇人接触过程中，她那关
闭着的心被打开了。老妇人劝她道：“不能把和歌之道与结婚对立起来。如果一生要独
身到底，事事争强好胜，就不会作出打动人心的美丽和歌来。”
    不久又有人来提亲，说的是做一门武士的填房。那武士死了妻子，留下两个男孩。
她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她不忍舍弃和歌。但是又想，也许会像老妇人说的那样，反而能
写出打动人心的和歌来吧。于是下了决心。这时老妇人又告诉她：
    女人对结婚寄与的希望与理想并不是一结婚就能实现，而是靠今后自己的努力去逐
步筑造。
    “并不是理想的境界里存在着结婚，而是结婚之后才开始实现理想，而且这理想几
乎全要靠妻子的努力……。”
    在抚养两个继子的共同生活中，她经受了考验，逐渐成熟，从中更加体会到老妇人
教诲的重要。
    回顾一年的结婚生活，她对自己说道：
    “家庭如同妻子的镜子，夸张一点说，自己心中起伏的每个不同情绪，似乎都会马
上反映到家庭中来。……治家持家不是一件事务，而是同写和歌一样的创作。……而且，
如果和歌写坏了，只要撕碎扔掉就可以了，但是生活却不能再度重复。人度过的每一天，
都如实地刻写在时间的碑石上。尽管眼睛无法看到，也不会留下痕迹，但父母传子，子
又传孙，就这样血缘相联，心心相系，永无止境。如果说是创作，再不会有其它创作能
具有如此伟大的意义了吧。”
    的确，夫妻、家庭走过的一生道路，犹如一篇文学创作。
    而且在这创作的过程中，女性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大。正如日莲大圣人在佛书
中所写：“箭之行在于弓之力，男人的行动来自女人的力量”，“夫如箭，妻如弓”。
如果弓坏了，箭就无法飞出。如果女子贤慧、聪明，就可以发挥出男子的最大力量。相
反，如果女子愚蠢，缺点很多，也会大大减弱男子的力量。
    我想，女子智慧的大小，仍然取决于她与丈夫分担重任的决心吧。
    虽说是夫妇，本来是都不成熟的，存在缺点的两个人，难道不正是因为这点才有
“创作”的苦辛，正因如此，可以说才有“创作”的喜悦吗？而且，如果两人能相互补
充不足之处不是大好的事吗？因此就需要两个人之间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志向。这
可以称为创作中的共同“主题”。即使偶尔有厌烦对方之处，即使发生争吵，也能重新
回到夫妻原来的起点，“再次继续前进”。这个起点正是共同的目标。
    每对夫妻的志向会有所不同：这应当由两个人共同商定。
    而且在两人一起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时候，要进一步不断相互切磋琢磨，加深夫妻
间的相互理解。这个共同志向，就是夫妇间的锁链，不久也将成为父母与孩子间的锁链。
    日莲大圣人在书中又写道：“父母志，子述说”就是说，父母的理想、信念由儿子
继承，儿子将按自己的理解去执行。
    我在这里要寻求的不是地位、财产的继承，而是“父母传给儿子”的最珍贵的源流。
    不管怎么说，结婚，从一个侧面来看是无法后退的起跑线。因此可以说在夫妻的锁
链上布下了背水之阵，只许前进，不能后退。而且必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到那时，
希望你能重新咀嚼一下《桃井》主人公的独白：
    “如果说是创作，再不会有其它创作能具有如此伟大的意义了。”

父母就是最好的榜样
——“坚强的母亲”居里夫人

    我经常向女青年们谈起居里夫人的事迹。我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一个母
亲，她所走过的道路，具有极大教育意义。
    由巴黎坐二十分钟电车便到达索站。这是一个与繁华城市截然不同的幽静住宅区。
在索市有个法国日莲正宗的巴黎会馆，所以我每次去巴黎必到那里。走在那附近的石板
路上和七叶树成行的林荫道上，仿佛又听到历史的脚步声。我和妻子常在这里散步。这
一带有玛丽·居里的包围在绿树丛中的故居，还有玛丽·居里与其丈夫皮埃尔。居里的
墓地。玛丽的二女儿艾薇·居里的名著《居里夫人传》（川口笃他译，白水社版）曾使
年轻时代的我十分着迷。因此每到这里便产生一种与昔日知己相逢的亲切之感。
    众所周知，由于居里夫妇共同发现了铀元素，于一九○三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
一一年玛丽·居里又单独获诺贝尔化学奖。能够两次得到这种奖金的人，在科学界只有
她一个。
    我所关注的不是她的这些业绩，而是她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战胜悲痛，
把两个女儿培育成人的坚强母亲的生涯。
    艾薇在《居里夫人传》中，这样描写过：
    “玛丽心中从未考虑过在家庭生活与科学家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她一直把妻子的
爱，母亲的责任和科学研究摆在同等的位置上。她决不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且她以
极大的热情和意志获得了成功。”
    玛丽对女儿的教育，主要靠的是自己的表率行动。她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并为此
信念奋斗不息。她的坚定信念就是“科学的力量才会给人类带来进步”。尽管今天科学
上也出现了核武器时代，人们不再对一切科学都寄与美好期望。然而她是生在十九世纪
末二十世纪初，那是科学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玛丽与丈夫皮埃尔是研究事业上的最好合作者，同时又是和睦的人生伴侣。
    在玛丽一生中遇到许多不幸：他最热爱的父亲去世；姐姐的孩子生病；第二个孩子
流产；丈夫体弱多病。在那困难接踵而来的时期，她曾与丈夫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玛丽说：“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死去了，留下的那一个也不会活着吧。”皮埃尔却答
道：“不，你说错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失魂落魄，痛不欲生，也要继续从事研
究。”
    命运是残酷的，他们谈过的那种结局，终于出现了。
    四年后，她的丈夫在不幸的马车事故中丧失，那时她才三十八岁。尽管她抱着无限
悲痛，却仍然按照皮埃尔的嘱咐，一面继续研究，一面抚育女儿。为此，开始了艰苦的
历程。
    她接替丈夫的讲座，站在巴黎大学索尔朋努学校的讲坛上，成了空前的第一个女教
授。以后的日日夜夜，她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作为学者从事研究，作为主妇安排生活，
尤其要作为母亲教育孩子。
    她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充满细致的母爱与周到的关怀。有几次机会可以给孩子留下大
批财产，但是她都放弃了。她一直和贫困搏斗，抱着必须依靠自己力量建立生活的信念，
对于这种不为儿孙留“美田”的作法，我深表赞同。
    二女儿艾薇追述说：“玛丽的催人泪下的努力，她的意志，（中略）独立自主精神
给我们两个人树立起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够不靠旁人，
自己闯过难关。”
    与此同时，她严厉的背后又充满了母亲的慈爱。
    她曾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们爱我，给我愉快；有时又让我担心。你们真是我的好宝贝。”
    在母亲的抚育下，长女依丽诺继承母亲事业成了科学家。
    玛丽死后，她也和丈夫一起得到诺贝尔奖。二女儿艾薇和姐姐不同，活跃在另一领
域。她从各方面做母亲的助手，帮助母亲去了美国，在母亲不大擅长的社交方面做好各
种安排。她的丈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秘书长，如果是现在，这个组织也是可以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的机构了。我愿意说，玛丽建起的这个家庭是奏出光辉凯歌的一家。
    我在玛丽·居里的道路上看到了一个永不屈服的坚韧的人之中核。我想正是这个中
核完成了对女儿的家庭教育吧。
    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父母通过自己的生活态度使孩子认识这种人之中核，并使
其贯穿于生活之中，不断培育下去。
    应该看到居里夫人完成这样好的家庭教育使命，不是靠她高深的学识，而是靠了她
作为母亲的“灵魂”。
    我在一般百姓之中，也见到过许多家庭的妻子或母亲能够克服悲伤与痛苦，把孩子
教育成出色的人才。总之，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有正确的生活态度。不是牢骚满腹，而是
生活在乐观开朗之中。常言道：“孩子看着父母的脊背长大”。要使孩子看到脊背，自
己就必须背过脸去朝前走。父母应当一天比一天更加充实地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在这
个过程中，孩子的生命中便自然产生出充满信心生活下去的原动力量。“家庭教育”是
各种教育中最完善的“育人教育”、“灵魂教育”。
    对孩子们来说，最好的教育环境是在父母的心中。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父母自身的不断成长与成熟。

父亲以父子对话形式参与教育
——原英国驻日大使弗·吾纳的家庭教育

    原英国驻日大使弗雷德·吾纳氏的一段谈话，曾在家庭教育方面给我不少启示与帮
助。有一年的岁末，我招待大使夫妇共进晚餐。席上大使谈道：
    “我总是把孩子当成大人一样来接近。”
    “即不管孩子懂或不懂，我常给他讲些复杂的国际问题。”
    我可以想象出这位剑桥大学出身的英俊的外交官和孩子认真高谈时的情景。这是令
人愉快的。
    曾听到许多母亲和学者说过，孩子们可以理解许多复杂事物，甚至使大人们感到吃
惊。不管多么小的孩子都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孩子们总有一种希望别人承认自己存在
的心理。
    在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方面，大使的谈话很有启发性。说起家庭教育，一般人都是全
部交给母亲去管。现在已有不少人醒悟到这点，主张父亲也应关心教育。父亲每天在严
酷的现实中到处闯荡，知识比较丰富。如果通过父子对话方式把这些介绍到家中，我觉
得很有益处。孩子进入中学后，就会有相当的理解能力，他们可以通过许多具体问题，
学习父亲的思想。
    看起来，那位大使对孩子的要求相当严格。据说他曾对大使馆工作人员讲过：“如
果我的孩子做了错事，希望你们严厉地批评他。不要客气。”如果孩子对仆人等直呼姓
名，大使夫妇就会暴跳发火。我觉得像这样在家庭中教育孩子明白好坏的界线是很对的。
善恶分明在培养今后的社会人方面，愈来愈占有重要位置。
    如果父亲和母亲同样对孩子要求过严，孩子会产生反抗，变得内向。父亲如果像个
朋友或说话不多，对孩子们来说反而具有威信，他若能时而向孩子们指出善恶的界线，
效果就会更好。同时，父亲对孩子的信赖在孩子人格的形成上，比起母亲的爱还要产生
更大的影响。
    诚山三郎在一篇随笔《父亲的耐性》中描写了一个获得芥川奖的作家的父亲。
    这个青年作家在高中时期，由于偶然原因加入了小流氓组织，受到警察的管教，后
来离家出走到东京。父亲给儿子寄去明信片，信中没有一点指责，只是若无其事地介绍
家中情况。儿子从来不写一封回信，父亲在七年之中却寄去两千多张明信片。
    对这个给自己脸上抹黑的儿子，在渺无音信的情况下，连续七年坚持无偿的努力。
这父亲的深厚信赖，耐心和慈爱，在儿子的人生道路上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支持和鼓励。
    父亲与儿子，尽管经历有多有少，同样都是在人生的风浪中颠簸。父母之爱越深，
惦念和操心也就越多，永远不会休止。这就是父母之心吧。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行为的镜子”。相信孩子的人，就会教育出相信父母的孩
子。相信父母的孩子必然会成为有出息的人。

心的交流使他的才能无限伸展
——歌德所受的幼儿教育

    幼儿身上也俨然存在着一个内心世界，这内心世界，如同一个小宇宙，它不能过早
受到污染，也不应被黑暗笼罩，更不应为烟尘覆盖而失去光明。
    我认为应当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造成一个悬挂七色彩虹天空一样的广阔世界。并
且应当设法给他们灌输丰富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为了使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永远能够既顽强又纯洁，既善良又勇敢地生活、
前进，母亲们不应忘记，必须在他们心中播下各色各样的幸福种子。
    那是因为对于幼儿的最大的教育场所是在母亲的心中。
    在一个微风送爽的初夏，我访问了德国的法兰克福鲁德地区。尽管日程十分紧张，
我仍然有幸抽空参观了大文豪歌德的故居。而且在那里听到一段他少年时代的故事。
    歌德在一生八十二年的岁月中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名作。
    他的丰富的创造力的源泉究竟在何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歌德的源泉就是和
母亲之间进行的心之交流。这交流曾是那样充满温馨，充满幽默。
    关于歌德少年时代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皮特曼所编的《歌德对话录》（大野俊一译，
白水社版）及《歌德的故事》（菊池荣一著，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中了解不少材料。歌
德的母亲艾丽沙白特是个能干的、开朗的妇女。只要她一出现，周围的人会立即感受到
温暖的气氛。
    她最善于讲述有关星星的故事，她能把水、土、空气等等人格化，运用丰富的想象
力编成各种童话。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能成为她有趣的故事题材。歌德从母亲的这些故
事中感到一切生物都在跳动，养成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慈善心肠。
    歌德总是闪动着眼睛，入神地倾听母亲的讲述，甚至忘记时间的流驶。有时，故事
中他所喜爱的人物遇到不幸，他的脸土会立即现出愤怒，眼睛里闪出泪花。
    母亲非常了解歌德的心情，当天总是不让故事结束，最后只说一句：“好吧，明天
接着讲。”这样使他期待明天的结局。于是歌德自己就去想象情节应该如何发展。而且
他把想象的内容只悄悄告诉祖母。
    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母亲故事的发展大多与歌德的想象完全一致。实际上，这
是母亲悄悄从祖母那里打听到歌德想象的内容，自己又照它编出来的。
    歌德在自己的想象与母亲的讲述一致时，显得非常高兴，激动得小心脏不住地跳动。
    母亲艾丽沙白特在回忆这种心的交流时写道：“我们彼此都进行着秘密的外交工作，
谁也不向对方透露情况。我以按照听众的喜悦、惊奇情况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乐趣；窝尔
夫干（歌德名字——引用者）也不表明自己就是这些奇特故事的作者。只在看到自己奇
特的构想得以实现时，眼睛闪出光辉，拍手称快。（《歌德对话录》，前已出）
    幼年的歌德，这样在母亲讲述的有趣故事中，逐渐伸展开想象的翅膀。多么聪明的
母亲啊！她在这生动有趣的母子交流之中，诱导出歌德的想象力，不断培育这英才的幼
芽茁壮成长。
    幼年时期思想是否开阔非常重要，因为幼年时代养成的丰富想象力会成为一生的思
维与情趣的基础，可以决定作为人的“充实、丰富之心”的广阔天地。不过，“培育孩
子”也无须拼凑什么特别复杂理论，最主要的是叫孩子自由地编织理想，造成一个愉快
的、广阔的环境，使孩子能无限地展开想象的翅膀。
    常说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发挥这种能力就要靠自信，靠相信自己可以作好一切的把
握。只有出自内心的表扬和温暖的鼓励才会给与这种自信及把握。相反，冷言冷语或傲
慢的挖苦如同钉下钉子一样，即使过后把钉子拔去，依旧会留下破洞。不管以后如何解
释，伤害了的心就很难恢复原样。
    一个母亲对孩子说：“你撒谎，我不相信！”另一个母亲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
我最了解你。”到底哪个母亲能够培育出诚实的孩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轻易给
孩子下结论说：“你这个孩子不行！”不如说：“啊，这次是没搞好。”
    同时再和孩子一起后悔发生过的错误。这才表现出母亲的关怀。虽说是自己的孩子，
如果轻易地下结论否定他，也是傲慢的表现。应当记住：“母亲不只生身也生心。”所
以应当不断运用宽容和坦荡胸怀，筑起语言的桥梁，使孩子的心日益充实起来。能够相
信、鼓励孩子的母亲，从某种意义看，可以说是个“最后的慈爱的堡垒”。母亲的慈爱，
可以使孩子才能的幼芽无限地得以成长。

父母的为人就是留给孩子的财产
——母子中秋赏月

    提起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我常想，不能总是讲述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老故事，
其实日常的普通行为本身有时在不知不觉中也可以向孩子说明重要的道理。
    佛典中说：“与善者睦，心、行、言、动必改善”。就是说，如果与善良的人能够
和睦相处，自己的心地、行为、语言自然也就会好起来。这是一个人生道理。
    人心变化之微妙超过万物。特别是纯洁如雪的幼子之心，在他人生的摇篮期中，由
于环境不同，都可能染上各种好的或坏的习气。
    应当向孩子讲述什么呢？对孩子来说，母亲的日常行为就是活的圣经。通过行动传
给孩子的许多东西，会永远留在孩子心中，成为最宝贵的财产，成为生活的动力。
    我听到过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家母子三人住在东京某公寓区。有一年中秋之夜，一
家人决定在月下度过一个夜晚。母亲同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儿子，做好了赏月的准备。
    他们做好糯米糕，向邻居要来芒草穗插在花瓶中。孩子们瞪着明亮的眼睛，等待着
月亮出现。
    可是，也许由于连续阴天下雨之故，夜空中覆盖的厚厚云层始终不见消散，看不到
转晴的迹象。大概是心理作用吧，她感到孩子们有些失望。于是母亲向孩子们喊道：
“来！和妈妈一起做个大月亮！”
    妈妈和孩子们在纸上画个大圆月，然后贴在墙上，母亲讲起关于月亮的种种传说，
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明月之夜。
    这虽是个小故事，它却象一幅名画一样印在我的脑中，久久不忘。因为我佩服那母
亲构思的巧妙。更因为那种繁忙的都市早已忘记的中秋赏月的古代情趣，和母亲对孩子
的慈爱心肠巧妙地融和在一起，在我心中引起反响。
    我认为，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母亲充实的心灵和智慧，永远会给孩子带来幻想。反
过来，不管孩子如何追求幻想，如果父母不断吵架，母亲动辄牢骚不停，说三道四，指
责别人，孩子们便会了解到周围的一切，失去天真。
    佛典要求父母必须以四护来保护孩子。这四护即：“生”、“养”、“成”、
“荣”。可以说这里也体现了所有父母的实际行动与愿望。
    这里所说的“成”，也就是使其完成人生的理想，可是要完成什么理想呢？另外，
靠什么使其“荣”华呢？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已失去了标准。
    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价值观念变得五花八门。在这个社会上，父母与儿女都常常
为那些表面的人生迷惘而不知所措。担心目前这种社会状况的人，恐怕不只我一人吧。
    应当说，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生先辈，我认为做父母的应当为孩子作出榜样，让
他们看到一个成熟的人，看到父母一生为追求真实的光荣所走过的轨迹。哪怕父母的一
生极为平凡，极为朴实，或者遇到过挫折，都无关紧要。
    这样，孩子们才能得到一个心中的故乡，回忆往事时，他们会赞叹说：“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确实是了不起啊。”最近，我一直思索着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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